汪曾祺散文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

　　“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温暖的汪曾祺先生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并不因为他是名人，是心里很想很想。

　　从未见过汪老，只听人说，他身高不够七尺，是个很不起眼的老头儿。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起眼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力量。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刘恒。他在《冬之门》里写了一个复仇故事——最后把土匪头子杀了的，不是大块头的英雄，而是最没能力杀人的一个厨间的委琐的饭夫。《冬之门》让我一夜没睡好，我感到人是高贵的，因为人是生物界中唯一不靠体力取胜的动物。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章与他本人应该是一种宿命关系。汪老的文章很小却有大的内力;他本人便不应该驴高马大、张牙舞爪，悄然而柔韧地生活写作，于他于他的读者，都惬意。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盖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读汪老读得久了，竟幻化出这样一种情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用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橘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这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很专注他便说：

　　“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温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到了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这一幻境，其实就是读汪老文章的感觉的具象。他不强迫你读懂他，他不强迫你接受他，你却被他感染，甘心情愿地接受他。正如那悄然冒着橘黄色火苗的火炉，它不强烈地炙烤你，你却感到了抚到心尖上的温暖。

　　如果人有颜色的话，汪老便是橘黄色的。他的故事，有一个总的主题：便是人活着是一种有意思的事。

　　汪老很尊重他的读者。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千，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人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汪老乃大睿智也。

　　汪老很尊重他笔底的人物。他把笔下人物当作自己的友人，而不是一任笔尖拨动的玩偶。他爱他的人物，不忍心糟践他们。因为，在朋友眼里，友人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短处，却没有大恶丑——

　　那个行医的王淡人先生(《钓鱼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竟把抽烟的病人接到家里，管治病，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事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这是在写小说么?这声你好，非经年老友不说出口啊!

　　还有在《八千岁》中写宋侉子。宋侉子是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乃俗鄙之人。花钱住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酣，钱袋却瘪，宋侉子怎么办呢?汪老写道：

　　(宋侉子)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龙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这俗人身上的一股超然大气，一些正人君子能望其项背么?

　　所以，汪老的文字，虽然平静，却是真性情之作。真性情，是一种温暖的东西，浑然地滋润到读者的心里去，便是极自然的事。

　　索性直接说，汪曾祺是个善写人性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作家中甚至是唯一)能把人性写得是那么回事的中国作家。

　　“人间送小温”，这是汪老说的。这便是汪老文章使人感到温暖的根本。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这就是王老给我们最深的启示了。

　　你好，汪曾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