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从宝祐四年(1256年)考上状元走上仕途，直到咸淳十年(1274年)，经过近二十年的起起落落，他还只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官———赣州知州。当时的南宋政权已风雨飘摇，气数将尽，而把持朝廷的重臣是一些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屈膝投降的贾似道之流。
也就是在当年(咸淳十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发布平宋诏书，随后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在攻破湖北襄阳后顺汉水，沿长江一路势如破竹，直杀到江苏常州、苏州一带，逼近京城临安。此时度宗皇帝已死，四岁的恭帝即位，权力落在太皇太后谢道清手里。危急之时，朝廷乱作一团，毫无御敌之策，只想一味退让乞和。
在内忧外患、大厦即将倾覆之际，身处江西赣南的文天祥于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十三，同时接到朝廷的两道诏书，一是太皇太后谢道清下的《哀痛诏》，命全国各地起兵勤王;一是下达给他本人的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朝廷勤王诏书下达各地，然而起兵响应者寥寥，真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国家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文天祥积极筹划勤王起兵之事，招募了以赣州和家乡吉州(今江西吉安)为主的义兵共三万人。他率领勤王军几经波折于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底才到达临安，并迅速派兵开赴前线抗元。
随着常州、苏州、余杭独松关失守，于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八，元军三路大军在临安北郊皋亭山会师，距临安不到三十里。太皇太后谢氏不采纳文天祥的救亡抗战建议，一心只想乞降议和保留赵氏宗室，已丧失了民族大义，忘记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忠勇之士，派人到元军大营送上传国玉玺和降表。
元军首领兼右丞相伯颜指名要宋朝右丞相陈宜中去洽谈投降事宜，而贪生怕死的陈宜中连夜逃回浙江永嘉清澳老家。谢太后无计可施，在危难之时想到了文天祥。正月十九日早晨，谢太后任文天祥为枢密使，中午即升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要他代替陈宜中代表宋廷与元军洽降。
正月二十日，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使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来到设在皋亭山因明寺的元军大营。文天祥是坚定的抗战派，他是来谈判的，而不是来洽降的。
伯颜威逼恐吓文天祥，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与伯颜据理力争，质问伯颜为何违约攻打宋朝。气急败坏的伯颜失信将文天祥扣留在元营，将其他的宋朝和议的官员放回。左丞相吴坚等人私下与伯颜洽降好后，带着降表回到临安，谢太后按伯颜的要求做了改动，第二天又由吴坚等人带到元营，伯颜接受了降表，宣告南宋正式投降。
文天祥来到大营时，仪式已经结束，但得知安抚使贾余庆已顶替自己当上了右丞相，并领头向元朝呈降表献国土，顿时勃然大怒，一通痛骂贾余庆等宋朝官员卖国叛逆，连在场的元营官兵都不得不心生敬佩。二月初五，六岁的小皇帝恭帝率领百官，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乞为藩辅。
二月初八，伯颜命令宋朝官员贾余庆等五人作为“祈请使团”去大都确认受降的合法性，就在船要开动之时，伯颜突然决定要文天祥一同北上。
文天祥被逼无奈跟随“祈请使团”沿运河一路往北来到镇江。跟随文天祥上路的有十一人，那是路分金应，总辖吕武，帐前将官余元庆，虞候张庆，亲随夏仲，帐兵王青，仆夫邹捷、李茂、吴亮、肖发，此外，还有一位义士杜浒。一路上走了十天，元兵戒备森严，文天祥他们无法找到脱逃的机会。
现在到了镇江那是最后一次脱逃机会，因为镇江位于江南运河的北端，濒临长江，再往北去，就进入了元朝控制的地界，脱逃的希望也就荡然无存。
在二月十八日晚，文天祥不愿跟贾余庆等使团成员住在镇江府衙内，托故返回船上，住在运河岸边一个叫沈颐的乡绅家中。虽有元兵守卫，但不像府衙森严。文天祥找机会与杜浒、余元庆密谋脱逃之事，通过分析，决定逃往长江北岸宋军把守的真州。
要逃往江北，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难题是先要搞到船。而船被元军征用和管制，找船十分困难。为了找船只和向导，杜浒和余元庆每天喝酒装成疯疯癫癫，来麻痹元兵的注意。功夫不会白费。杜浒结识了一个养马的老兵，每天请老兵喝酒，还送钱送物，老兵答应带路做向导。
余元庆也有收获，遇到一个故交，此人正是为元军管船的，且忠于宋廷，愿意为救文丞相竭尽全力。余元庆也承诺事成之后为他请封承宣使，并赠银千两，还答应让文丞相给他写个批帖，作为日后凭证。镇江夜晚实行宵禁，夜里出逃遇到元兵就只有束手就擒。
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二月二十七日，沈颐家里忽然来了一个专管宵禁的小官刘百户。杜浒与他套近乎，同他结拜为兄弟，拉他到妓舍喝酒玩乐，得知夜晚提着官灯就可随意往来，并约好后天晚上刘百户送官灯给杜浒一起去妓舍逍遥。
船有了，向导有了，官灯也找好了，事不宜迟，文天祥决定二月二十九日夜间行动，并派出两人先到船上去，约好在甘露寺下等候。
到了二十九日，大家已经做好了夜间行动的准备，不料到了午时，元军突然命令文天祥过江去瓜州，从瓜州启程北行，而此时住在衙府的“祈请使团”成员已到了瓜州。文天祥没有别的办法，决心抗命，推脱说时间太晚，来不及收拾，要求明日渡江。刻不容缓，今夜必须逃走!如果大家一起走目标太大，决定分头行动。除了先上船的两人，还有十人，就分三人先去向导老兵家等候。
文天祥等七人借感谢房主为由当晚摆酒设宴，请看守的元军官王千户作陪。席间先后将房主沈颐、王千户等人灌得酩酊大醉。正准备乔装打扮出发之时，一随从报告说向导老兵假装喝醉酒倒在床上不起来。
文天祥一听就知道是向导老兵做局讨价还价，马上叫那两人把向导老兵架了过来，在他的腰间系上三百两银子。向导老兵顿时喜笑颜开醒了酒，答应带路出门。
在夜半二更时分，杜浒的结拜兄弟刘百户派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提着官灯来了。杜浒急忙喊出向导老兵，带上少年就走。文天祥闪身跟出了门，随从们也一个个自黑暗里跟上。乍暖还寒的'春夜，异常紧张的一伙人跟着官灯一气穿过三四条小巷，没有遇到任何人查问，走得很顺。
到了人家渐尽处，杜浒给了少年一些银子打发他回去，说明天把官灯还他。接着杜浒提着灯，和向导老兵走在前头，众人跟进，眼看即将走出市区。就在此时，大家心头一沉，发现元军在市井尽头的路口拴了十来匹马，设置了哨卡。
所幸元兵睡得很死，马的动静也不大，余元庆潜行到元兵近处，挥手指引文天祥一行十人悄悄上前，一个个踮着脚尖绕过马群，侥幸又闯过了一生死关。走在荒凉的野地，大家疾步赶到江边的甘露寺下，心情稍稍放松，便把向导老兵打发回去，开始寻找渔船渡江。
大家左寻右等都不见船的踪影，如果天亮了，即使上了船也难逃元兵的追击，只有投江自尽，葬身鱼腹了。正在焦急万分之际，终于看到余元庆和先期上船的两人把船开来了。这又是一次绝处逢生，文天祥一行立即上船向上游驶去。船拐出江湾，但见江面停满了元军的船只，绵延数十里。
他们的小船驶得步步惊心，一路硬着头皮从元兵的船旁经过。船到七里江，忽然遇到元军的巡差船，喝问是什么船，并往前开过来。
大家惊魂未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逢江中退潮，巡查船搁在浅滩处动弹不得，又恰遇江上忽转东南风，小船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顺风向真州方向快速前进。大伙到了距城门五里地的江边上岸后谢过艄公就急奔真州，宋军守将苗再成亲率将校出城相迎。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文天祥终于逃出了虎口，暂时回到宋军的守土。
短暂的安顿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因误会和谣言，文天祥一行又不得不从真州逃亡，过扬州、高邮、泰州，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至此他们才算真正脱离了危险。
一路上几经生死劫难，文天祥一行十二人，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文天祥、杜浒、张庆、夏仲、吕武、邹捷六人。在休整了近一个月后，文天祥一行离开通州坐海船从海上回到了东南沿海，来到流亡政权所在地福安(今福建福州)。
从此以后，文天祥又举义抗元，屡败屡战，于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在大都柴市英勇就义。次年，由张弘毅等义士携文天祥遗骸归葬家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的鹜湖之原。一代抗元英雄终于魂归故里，长眠于生他养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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