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讲述“忠君”的故事，可讲来讲去，“忠臣”还是寥寥无几，有那么几个，也都肝脑涂地，成了历史的悲剧。奸臣倒是层出不穷，就像是剪了还要长的小葱。

　　民间叙事里的“忠”与王朝的要求有所不同，它要犯上，要从道不从君，为民请命，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的“忠”，与王权的国家本质犯冲。王权主义不允许王权之外还有别的存在，岳飞一句“还我河山”，就冒犯了王权国家的本质，被“莫须有”处死。岳飞是“忠臣”，秦桧呢?何尝不是“忠臣”?一个是民间叙事里的忠臣，一个是王权国家本质的忠臣。岳飞死了，满足了国家本质的要求，但民意的压力，王朝也不能不考虑。时过境迁，为岳飞平反，国家犯罪，也要有人顶替，顶替的人，就是“奸臣”。

　　有了“奸臣”来顶替，王权国家的本质，就依然还是天理。传统民间叙事，并未否定王权国家的本质。秦桧被人唾弃，当然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忽略王权国家的本质。抓奸臣来顶缸，将王权本质的恶，归结到某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去，这样，就用针对个人的道德批判，掩盖了恶的根源。

　　历史，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无知，而不能动不动就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作为认识前提和行动依据，不能动不动就“参天地”、“究天人之际”，代民意立言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零丁之叹

　　到了文天祥时代，国破山河在。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于民间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那文天祥竟然上书，要朝廷放手，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国可以亡，但王权国家的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让。可文天祥，却从民间起兵了，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武装来擒王。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欲约江淮诸将，告北兵虚实，以图“连兵大举”。但他却被人误会，“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差点把他杀死。不出王权国家本质的思域，那只能猜忌他有谋反的嫌疑。他在《〈指南录〉后序》里，谈起这一段死生经历，说自己有22次差一点就死去，故有“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悲叹。

　　他一路南逃，回江西，再举义兵，可还是不容于小朝廷。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他想让两支武装合兵一处，可谁听取他建议?只好自领一孤军，转战闽、粤、赣，终于兵败被擒。

　　当时没人问他，后来也没人问，他究竟为何而战?如为朝廷而战，朝廷不战，他为何还要战?皇帝已降，他为何不降?因为朝廷之外，还有他心中的祖国在，朝廷亡了，他要尽忠祖国。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来向他劝降，他椎心泣血，赋血诗以明其心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传统文人，敢吐雄语，善作豪词，能为痛言，而乏血性之诗。这首《过零丁洋叹》，是以绝命人为绝命词，应为中国第一血性诗。诗之最佳者，并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句浅，真理自在，以必死之心者言之，自有其震撼力。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有了一种新觉悟。

　　那是怎样的觉悟?“说惶恐”、“叹零丁”，是他的个体感受，是文化个体性在觉醒。“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为他提供了觉醒的家国背景，而“惶恐”，则道出了他作为个体面对自身而觉醒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有人说，不就是害怕吗?是的，是害怕，但不是一般的怕，不是借着“惶恐滩”说事，不是通常忧患的那种怕，而是极端的怕，入骨的怕，销魂的怕。此乃打碎了自己的菩萨金身露出自我本来面目的怕，是撕破了身穿的庄严袈裟而不得不赤条条来去的怕，是彻底的放下了君君臣臣必须独自一人来面对“我的祖国”的怕。

　　这是命运拿捏灵魂的怕，是真理抽搐生命的怕，是在脱胎换骨中选择生与死的怕，是赴死之后死也摆脱不了的怕。他求死，可他依然害怕，他不怕死，可他还是要“说惶恐”。他怎么了?他“零丁”了!零丁是一种状态，是孤独的、绝望的状态，是君不君、臣不臣、家不家、国不国的状态，是生不如死却求死不能的状态。

　　他自杀过，绝食过，可他还活着，零丁的活着。“一山还一水”，他寻寻觅觅地活着，“无国又无家”，他为了寻找活着的证据而活着。于是，他写诗。而我们，则有幸读到了一个真正的'零丁者“叹零丁”的诗，一个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人时时面对死亡而写的诗，一位死去活来者所写的方死方生的诗。中国诗人没有天堂可去，但有历史可栖，他，就诗意地栖居历史。诗人超越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就往历史中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他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

　　过零丁洋时，他正好被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崖山海战，亲眼见宋军大败和宋帝蹈海，故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他在诗中写道，“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决战。

　　尤为可悲的是，这场决战，并非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进行，而是在南人与北人之间进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元将张弘范就是河北人，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原来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仗打得很惨，“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结果是，“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南宋王朝就这样亡了，“正气扫地山河羞”!但“我的祖国”还在，国土和人民都沦陷了，还有历史在，无论生与死，他都将立命于史。

　　江南匹士

　　我们来看他的另一首诗，《金陵驿二首》之一：

　　草合离宫转夕晖，

　　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

　　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

　　对于这首诗，有人这样赞美道：这是有宋一代最具有血性的声音!既有夕阳离宫之中屈子哀郢的沉痛，又有孤云荒草之间湘妃洒泪的悲凉。啼鹃啊，你令人想起杜甫诗中的凤凰、东坡赤壁的孤鹤，甚至雪莱的云雀、济慈的夜莺……不，你就是你，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片华彩、一种仙乐!诗的空间在江南。王安石诗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对江南所怀的，还只是文人式的乡愁，而文天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则倾诉了他作为零丁者的国恨和作为复国者“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苍凉悲愿，“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文天祥以“匹士”自居，他之前，有孟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之后，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皆以“匹”为个体，而文自称“江南匹士”，是因“江南”的诗意尚可依托他的“祖国”心。

　　他相信时间。时间是历史的国度，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滔滔不绝，奔向永恒!而文明就是“风吹稻花香两岸”，文明的美啊，美在江南。据说，那首著名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先生，创作这首歌时，他正在赣南闽西一带体验生活，在这里，乔羽接到电报，要他为电影《上甘岭》写歌词。

　　这一带，就是文天祥抗战的地盘。上甘岭抗战与文天祥抗战，被“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有人说他写了一首与《上甘岭》八竿子打不着的歌，他写的其实是长江，是江南。江南，不光是杏花春雨和春江花月夜的江南，还是血与火的江南，抗战的江南。为什么一有国难，就会想到江南?为什么一要抗战，就会想到长江天堑?那“一条大河”啊，就是万里长江，“风吹稻花”就是江南文化。历史上，江南这一线，是国家独立和民族抗战线，只要中国之心还在这里跳动，哪怕中原沦陷，中国也不会亡。最后的抗战是文化，最彻底的征服是同化，每一次都是江南以革命和北伐，驱逐彼鞑虏，光大我中华。

　　异族入中原，却入主不了从庐山到会稽山的江南诗意空间;能征服王朝，却征服不了诗人的江山与英雄主义的美学构筑的历史空间——文化中国。而文天祥，就是一个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都觉醒了的美的歌者与战士。文明的较量，胜负岂在一时?“虏运从来无百年!”论兴亡，要笑在最后。

　　有人说他学过《易经》，算得很准，因为元朝的寿命没有100年，只有94年。他何尝算?这不过是一种信念，一种来自历史经验的信念。有人劝他说，历史由胜利者来写，你的国家已经亡了，忠孝之事你也尽到了，如果你真的为了忠孝而死去，谁来给你写史——“亡国大夫谁为传”?

　　他自信，旧朝不在，中国还在，“朝”能改，而“野”不改，所以他还能“只饶野史与人看”!他自命“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中国史，有正野。官修之史，称为正史，而民间修史，叫做野史。这样划分，出于官本位及其王朝史观，正野之辩，其实是官民之分。易代之际，所谓“汗青”，岂是在朝官史?史失而求诸野，官失而求之于民。

　　修国史，要到民间去，重温《春秋》大义。孔子著《春秋》，哪有什么官修身份?还不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代王立言。后人著史，真正懂得《春秋》大义者，唯太史公一人而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只饶野史”，太史公是以王者自居，居于历史。而文天祥呢?他是以诗代史啊。

　　天地正气

　　何谓“历史本体”?可是三皇五帝?不是!可是天命天子?不是。是什么?是“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在这里，是宇宙本体，充满了天地人，在人身上，便是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在平时，是一片和平气象，到了转折时期，才转化为历史，“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穷”是转折的那一点。正是在那一点上，天地正气转化为历史正义：

　　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正气万古存，贯穿日月，何来生死?人在正气里，生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可谓“浩然”，死是回归本体，所以，“生死安足论”!在一系列历史人物身上，他看到了历史的正义：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这些人，都视死如归，如今，他要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选择，他选择了文化中国。他的文化中国，有情有义却没有皇帝，没有孔子“祖述尧舜，文武”和“吾从周”那一套，也不像太史公那样，以为“炎黄子孙”遍天下，普天之下皆同胞。那里是英雄的国度，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正义的花儿开放，有不可战胜的青春的力量。他从历史的深处拿起了枪，这是最后的斗争——文化中国的抗战!

　　他的祖国在江南，他听到了江南深情的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以中国之大，跨长城内外，通黄河上下，踞长江南北，皆不足以言之。“茫茫禹迹，化为九州”，可他为何独钟情于江南?就因为那江南啊，留住了他的魂、文化的根，能以文化中国作最后的抗战。“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临刑前，他问，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他向南方一拜，便从容就义。一颗大好头颅，就这样面朝南方落地了，落在了他的同乡好友张千载手里。

　　这位张先生，别号一鹗，文天祥曾多次举荐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文天祥自粤败还，被押解到吉州城下，他暗地里来与文天祥相见，对文说：我跟你去。他从江南跟到河北，寄寓在囚所附近，三年来，供送饮食，无一日缺。还密造一椟，收藏文天祥的头颅，跋山涉水，带回江南老家安葬。

　　李卓吾长叹：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安葬之日，头颅就显灵了。文的儿子梦见父亲怒气冲冲，说自己还被绳子束缚。惊起视之，果真有绳子绑着头发。卓吾闻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此“其”指元朝，文天祥以零丁一身，一无所有时，才发现自己还拥有最高的存在——自由。

　　求死得死，岂非自由意志?仁至而死，义尽而死，就是自由的死!只有自由意志觉醒了的人，才会选择死，才懂得什么叫做死，什么是真正的死。“不自由，毋宁死!”不能在最高的存在里生活，就在最高的存在中死去。活着，就要活在“我的祖国”，那是美丽的祖国，英雄的祖国，那里的人民都有枪，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死了，就要死在《正气歌》里，回到历史正义，回归宇宙本体。

　　自从有了《正气歌》，中国何曾亡过?在历史的循环里，在天下兴亡中，起起落落的是王朝中国，而文化中国却不断发展着，辽、金、元、清如何?它们能替代一个个王朝中国，可他们谁能替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两千年来未有之巨变，方死方生。方死的是王朝中国，在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大潮中死去;方生的是文化中国，是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中新生的近代化的中国。

　　有一种弦律，从天地进入心里，从《正气歌》贯穿《我的祖国》，引导我们从王权国家的本质里走出来，走向文化中国的自觉。“五十而知天命”，那天命，就是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