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凌叔华八宝箱事件

　　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是1925年旅欧时，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避风头，冷静下来。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说：“只有她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那么，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没有拿去。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八宝箱交与卞之琳是不可能的，这不必去问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在她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他认识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

　　不是卞之琳，那会是谁呢?凌叔华的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根据原件排印的，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信中有“徽□”字样，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才用这个符号代替。之琳的琳字，笔划多，不大可能认错，之字就很难说了。校阅者要辨认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这样排印了。我以为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很容易被认作之字。

　　我说的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只有此人。有两个旁证对我的这一猜测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他们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是最好的人选。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徐志摩若来京，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还有丽琳是美国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交予她是最保险的。果然，从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丽琳从车站接到凌家。

　　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便和我的另一个旁证联系上了。这个旁证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林徽因写信给胡适交待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对凌叔华不满，说了许多对她不利的内容，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有几处应该是事实：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当时在场的有丽琳及林徽因夫妇。

　　事情很明显，凌叔华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丽琳”之误，卞之琳被扯了进来，是很荒唐的。

　　不管怎样，徐志摩曾经取回过八宝箱是必定无疑的。那八宝箱后来放在哪儿呢?随身带着?还是寄往某处?反正徐志摩去世后，这箱子到了胡适手中，胡适又将它交给了林徽因。那么，在胡适那里之前呢?

　　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赵家璧的信中，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如果是事实的话，徐志摩又是何时再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的呢?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这里的话说得很拗口，但意思还很明白，即沈从文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小说，徐志摩便把八宝箱里的东西带给沈从文看。

　　这是没问题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时，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凌叔华信开头有：“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后面又写道：“现在从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测，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这样才会有“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

　　这样看来，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一定不会错。而这两册初恋日记，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以前从没写过，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

　　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八宝箱是胡适、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其中内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

　　现在，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其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其四，徐志摩死后，箱子到了胡适手中，并由他交给林徽因。

　　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什么波折，各方之间也无冲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得到一个消息：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于是风波陡起，故事进入了高潮。

　　拓展：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故事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的时候，是离异了的“单身贵族”，而陆小曼却是正宗的“有夫之妇”。20出头的陆小曼，当时已经是北京交际界的名流，喜欢音乐、书法，舞也跳得好。因为婚姻的不幸吧，自叹独守空房、空度岁月，所以把精力发泄在牌桌上、戏园里、还有交际场合中。这里我说一句，所谓“婚姻不幸”，许多情况是男一女对“常态幸福”的一种误读，生在福中不知福，对婚姻有一种总也满足不了的“变一态”期望，所以幽怨不已。

　　徐志摩绝对是洋道德、西文化的急先锋。他在欧洲跟张幼仪离婚的时候，写了份离婚声明，张幼仪还听不明白，以为徐志摩要纳妾，她当时还是倾向于让徐纳妾的，可徐说，这不是纳妾，这是离婚。徐志摩即便不是中华民国离婚最早的，肯定也是比较早的。接着，就狂一热的追求起陆小曼了，方法也很简明，投其所好、写诗吟句，《翡冷翠的一一夜》就是写给小曼的诗文集子。陆小曼这堆干柴很容易被徐火给点燃了，终于下决心跟徐志摩一起粉身。通过一番磨难，这个比登天还难离的婚姻离掉了，要知道，当时陆小曼的丈夫，正是东南五省联军的司令王庚。1926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他们选择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是证婚人。梁启超先生说，徐志摩啊徐志摩，你用情不专，结婚又离婚，你们两个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们不要再做一次“过来人”。

　　事实上，知人莫过恩师，他们不幸被梁启超言中，又做了一回“过来人里的过来人”。离婚的原因也很简单，陆小曼过去是哪样的人，她将来仍然是哪样的人，如果她过去会感觉到婚姻的孤独，那么将来，她肯定还要品尝这种滋味，并不因为她跟“不孤独”的人结婚了，她就感受不出来这个情绪了。我就说过，瘾君子，不因戒除了烟瘾，就一定能戒除得了心瘾。

　　如果徐志摩和陆小曼40岁再相遇，再谈爱情，那么有可能是另一种情状。可惜，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们只能感叹他们相爱的还是太早了些，有些盲目和幼稚。可如果真晚了，又会有什么情调呢？哪里会有《翡冷翠的一一夜》里的种种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