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技巧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技巧

　　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园中的一枝奇葩。本文试图勾勒出其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技巧。纵观其诗歌艺术技巧，从早期诗情的山洪暴发走向“三美”，直到技巧上的圆熟，徐志摩诗歌使用反复、比喻、反问、排比、象征、叠字等传统手法和变形、含混、陌生化、移情、张力等现代手法，讲求意境、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为人们贡献出了许多烩炙人口的佳作。同时，由于诗人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布尔乔亚身份使他的作品在艺术技巧的锤炼上不免有瑕疵。对此，我们应客观地评价和看待。

　　在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33年，茅盾在《徐志摩论》中就指出：“我觉得新诗人中间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1]作为新月派的重镇，其诗作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本文试图勾勒出其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技巧。

　　我们所熟悉的徐志摩的诗集有四本：《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前三本为诗人生前亲自编写，后一本为诗人罹难后他人编写。由浙江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永棣编写的《徐志摩诗全编》(1988年3月第2次印刷)除收录了上述四本诗集外，还搜集了徐志摩在英留学期间的处女作、徐志摩散见于报刊、日记和文稿中的新旧诗作、徐志摩的旧体诗和译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正确的徐志摩诗作资料，尽量客观地反映了诗作的原貌，我们可以以此尽览徐志摩不同时期的诗歌艺术技巧。

　　一、缤纷的花雨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生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1921到1922年间，在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旁听了一年的政治和经济课程。正是在剑桥，徐志摩才真正开始写诗。“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民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无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2]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3]集自然、爱和美于一身的康桥唤醒了久蛰于诗人体内的性灵，加之在康桥与林徽音的相识相恋和英国文学的浸染，从此他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了。

　　《草上的露珠儿》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徐志摩的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21年11月23日。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放喉歌吟，他要做一名诗人了。“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4]这些早期的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5]。在艺术技巧上较多使用反复、比喻、反问、排比、象征、叠字等传统手法，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在《草上的露珠儿》、《青年杂咏》、《情死》、《夏日田间即景》、《听槐哥纳乐剧》等诗中得到体现。但整体看来，大部分诗作是诗人山洪暴发的诗情，无章法可循，语言直白优美，但也有生涩牵强之处，反映了诗人处于一种对新诗的探索阶段，直抒胸臆，在艺术风格上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

　　《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大都是他1922—— 1924年之间回国后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诗的内容或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或是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或是探讨生活哲理的和写景抒情的。在诗的艺术技巧方面，诗人自谦“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和技巧都谈不到。”[6]那么，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仍然可以从《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为要寻一个明星》、《我有一个恋爱》、《她是睡着了》、《石虎胡同七号》等诸多名篇，还有值得一提的《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盖几张油纸》、《太平景象》、《一条金色的光痕》等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篇什中可以看出诗人在不断地磨炼其诗歌技巧。

　　《志摩的诗》中除传统手法的运用外，更注重意境的营造，语象的丰富，情感的抒发含而不露，愤而不激，变形、含混、陌生化等在诗中均有体现。《雪花的快乐》一诗中诗人运用变形的现代手法把自己幻化为一只在半空中翩翩飞舞的执著乐观地寻求爱与美的雪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沙扬娜拉》中含混的运用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那一低头像水莲花般娇羞，分别时有蜜甜忧愁的日本女郎是情侣还是朋友?《落叶小唱》中语言的陌生化使我们很难分辨到底是落叶还是诗人心中的伊人。《太平景象》整首诗以人物语言构架，体现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尽管有些作品被人诟病为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有不规整之处，这本诗集还是体现了徐志摩在摸索和试验中不断地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

　　二、走向“三美”

　　1924年至1927年，徐志摩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与其热恋，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后结集为《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除了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大都是情诗。

　　在这部诗集里，同样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如《大帅》、《人变兽》、《梅雪争春》、《“这年头活着不易”》、《庐山石工歌》。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动摇了诗人的社会理想，他的思想起了波折，“狂妄的虚潮早经销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确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里自艾。”[7] 不少诗篇失去乐观激情的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

　　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8]这种进步体现在新月派所倡导的“三美”上，即音乐的美(章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新月诗人陈梦家在《纪念志摩》一文中曾写道：“他(志摩)向我说过《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偶然》、《丁当—清新》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我们不妨以《苏苏》为例来看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功力和匠意。《苏苏》全诗4节，每节4行。每节的第一行字数相同，第四行句式相同。前两节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韵，二三句运用反复。后两节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韵，第二句和第三句押相同的韵。整齐中有变化，韵律凄美。野蔷薇、暴风雨、墓碑、蔓草、清露、黄昏、长夜、星斗、青条等又给人视觉上的审美。

　　三、在星光斑斓里放歌

　　从《翡冷翠的一夜》后，徐志摩的诗一步一步走入怀疑悲观颓唐的“粘潮的冷壁”的甬道里去了，且其作品的数量也跟着减少。此后，徐志摩出过过两本诗集：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和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经过1925年和1926年中国革命运动的洗礼，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他对工农革命感到恐惧和抵触，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之中。加之生活上与陆小曼的婚姻的不如意，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分哀婉凄迷。在思想立场上，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如《秋虫》、《西窗》;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诗人却达到了其诗歌生涯的顶峰。“《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10]传统手法的运用臻于完美，如《我等候你》、《春的投生》、《拜献》、《他眼里有你》、《残破》、《给》、《杜鹃》、《秋日》等。意境的营造和“三美” 技法娴熟，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献词》、《季侯》、《渺小》、《在不知名的道旁》、《车上》、《车眺》、《深夜》等。借鉴使用陌生化、移情、张力、含混等现代派手法，如《阔的海》、《泰山》、《两个月亮》、《黄鹂》、《山路》等。这些都表明，诗人在艺术技巧上的圆熟。

　　但是，在《猛虎集》和《云游》中，也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空泛和贫乏的，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我们可以从《残破》一诗中管中窥豹。这首诗有四节，前三节均是七句，后一节是八句。每节的第一句都是“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前两节二、三、四句均描写了晦涩的夜景，后三句都写自己要抒发残破的思想。后两节在写法上基本与前两节相同。整首诗看起来虽然整饬，讲究技法，语言优美，但从思想内容上看，只是表达了诗人一种黑暗、虚无和颓废的思想。

　　四、小结

　　徐志摩的诗出现在五四之后，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爱与自由的传统，是中国新诗园中的一枝奇葩。由于徐志摩所处的时代正是新诗探索发展的阶段，由早期的“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11]的恣意挥洒，到自觉地追求和实践诗的艺术技巧，徐志摩为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诗的技巧不能脱离内容而一枝独秀。纵观徐志摩的诗，其成功之作都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体。但由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布尔乔亚身份决定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客观地评价和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