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易经》的外国科学家

研究《易经》的外国科学家

　　提起《易经》,我们想到的往往是迷信、玄学、算卦等等,但在18世纪初,两位外国科学家却把它视为一部科学著作。

　　《易经》与二进制

　　1688年,康熙皇帝召见了一批法国传教士,其中一位名叫白晋的青年由于精通数学知识而被皇帝留在身边。白晋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进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1687年,白晋被法王路易十四选派,来到中国传教。他自学了满语,为康熙系统地讲授数学知识,同时仍然克服路途遥远、通信不便的困难,尽力保持与各国科学家交流。

　　1701年2月,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在给白晋的信中首次详细介绍了关于二进制的设想,并希望白晋把它推荐给康熙皇帝。同年11月,白晋回复了一封长信,让莱布尼茨十分震惊。白晋在信中说:“你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他建议莱布尼茨用中国的六爻来说明二进制,并附寄了伏羲六爻图。1703年5月,莱布尼茨在复信中谈到了二进制与伏羲卦爻,并且认为伏羲是中国科学的创始人,卦爻图是科学史上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之后,莱布尼茨发表了著名的《论二进位制算法》。

　　白晋之所以对《易经》如此钟情,主要是为了传教。利玛窦等首批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如果能够从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义相符的内容,中国人就会觉得圣教道理古已有之,于是就很容易信仰天主教。白晋遵守前辈的指教,潜心研究中国古籍,他甚至希望通过证明“中国古代经书与天主教义完全一致”来让康熙信教,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康熙当然没有皈依天主教,但是他对《易经》中的数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白晋用《算法统宗》来阐述的《天尊地卑图》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易经》中的大量内容都作为数学资料编入康熙下令编纂的《周易折中》里。可以说,白晋对《易经》的研究,间接影响了十八、十九世纪算学的发展。

　　御用西医的启蒙老师

　　虽然研究《易经》没能使白晋的传教更容易,但是西医西药却意外地俘获了帝心,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了路。康熙常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但他也得过几场大病。1690年,康熙在一次病愈后,突然对西方医学产生了兴趣,白晋遂投其所好,编写了一份人体解剖学讲稿,但由于皇帝的身体欠佳,课程只进行了一部分便停了下来。

　　康熙很遗憾,于是叫白晋和另一位传教士依据他的病情撰写文章,并让他们着手试制文中提到的药品,白晋于是提出了建立实验室的请求,康熙全力支持,三个月内,白晋参照法国皇家实验室的药典制成了一批西洋药剂,康熙视为珍品,全部留做御用,就连外出巡幸时也带在身边,有时还赏赐给随驾的皇子和大臣。

　　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病情很重,当时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恰在此时,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拿来了从欧洲带来的西药奎宁,急忙通过白晋进献皇上,康熙吃药后病很快好了。皇帝为奖励白晋等人的献药之功以及其他科学贡献,发布了一道著名上谕: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此后康熙常用西药为臣僚疗疾。《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患病时,康熙就派人送去宫内研制的金鸡纳霜。当时还有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天花,康熙的父亲顺治就是得天花死的,康熙根据西医学会了种痘来防治天花,他先在他子女身上实验,又在皇宫的宫女身上实验,效果很好,于是他就把此法推广到蒙古,让蒙古的王公贵族种痘。

　　双料钦差

　　白晋在中国生活了36年,和其他宫廷传教士一样,他对数学、医学、历法、测绘等知识的传播作出了大量贡献。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也热心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法国。1693年,由于康熙皇帝对白晋的科技才干非常满意,于是决定委派他以大清皇帝钦差的身份出使法国,招募更多的“科学家型传教士”来中国,并问候法国国王。3年后,白晋来到了巴黎,将康熙皇帝的礼物赠给了路易十四。白晋还向法王呈递了康熙皇帝的传记:“如同陛下一样,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才能,更具备帝王的`胸怀……如果没有陛下的话,他可称得上是从古至今最为圣明的帝王了。”

　　路易十四深深为康熙大帝打动,他开始以多种方式效仿这位远方的圣君。春分之时,他学习康熙亲自扶犁耕田,甚至还坐着轿子出席盛大的晚宴,在法国掀起了“中国热”。白晋由法国国王派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明,又以康熙皇帝钦差的身份出使法国,将中国文明带到了西方,因此获得了“双料钦差”的美誉。至于白晋对康熙的介绍,也被巴黎出版商印刷成书出版,很快便有了英、德、意、拉丁等多种译本,风靡整个欧洲。这本书除了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叙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爱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介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2004年1月24日,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办了中国康熙大帝展。

　　而白晋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也成为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经典。他们的通信持续了10年,彼此写了14封信译成英文需要100多页稿纸。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经,挖掘出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科学、哲学价值,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