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思想

元稹的思想

　　元稹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思想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由于元稹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所以，年轻之时，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成了他所追求的目标。

　　元稹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李白、陈子昂等人都是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

　　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进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

　　在元稹屡遭贬谪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儒家思想逐渐转向佛道思想上来。他希望能够从佛道思想中找到解决人生苦闷的方法，这是他思想处于矛盾中的表现。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

　　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另一方面，他还频繁与高僧往来，寻佛问道，从而接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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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六世祖迁居长安。稹生乱世，八岁丧父，家贫，但父辈藏书颇富。他随母亲居凤翔，在那里度过童年。十五岁在长安应试明经科及第。贞元十九年(803)，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同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授左拾遗。他为官一直仕宦坎坷，升沉不定。唐穆宗时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并曾为宰相(三个月)。53岁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其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人品、官品评价颇不一。或谓其正直、勤政、爱民;或谓其“工于投机取巧”、“巧宦热中”、“勾结宦官”、损人利己。

　　元稹著述颇丰，生前曾多次自编诗文集，后总汇为《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北宋欧阳修曾见过。但其后陆续有所散佚，今存六十卷本。

　　元稹是位早熟的作家，他不仅写诗歌，还写小说，骈、散文章也颇有名气。他与白居易、李绅、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白行简、张籍、王建、李防等著名文学家都有交往。文学史上历来以“元、白”并称。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和代表作家之一，他写作新乐府诗早于白居易。其乐府诗现存四卷，五十余首。他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对后世说唱文学影响较大。

　　元稹还是著名的爱情诗人。贞元十五年(799)冬，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今山西永济)，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然而贞元十九年在长安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后，与太子宾客韦夏卿之女韦丛(成之)结婚，蒲城女子遂被抛弃。婚后六载，韦丛病故。不到两年，纳妾安氏。后又续娶裴淑(柔之)。他以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体验，写作了一些爱情诗和悼亡诗，现存八十余首。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的确，在元稹以前，中国正统文人的诗歌较少写自己的爱情。爱情诗往往出自民歌，如《诗经》的“风”诗，两汉、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在唐代，元稹是李商隐之前唯一一位大量写作爱情诗的诗人，也是唐代唯一一位既大胆写自己的恋爱生活，又写夫妻爱情及悼亡之情的诗人。然而后人对其爱情、婚姻生活与其爱情作品的关系问题，也多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