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与元稹的悼亡诗

　　“悼者，哀也”（《广雅释沽》）。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悼亡诗究其源流，则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三百》，其中《诗经·邶风·绿衣》当可推为“悼亡诗”的发轫之作。该诗说的是一男子手抚亡妻遗物，悲戚不已，追忆旧时情谊，感念妻子对自己的照顾和规劝，感伤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如此贤德美惠，可以理解自己的心了，其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但“悼亡诗”名称的出现，当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的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以“悼亡”为题。《辞源》对“悼亡”的解释：“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谓悼亡。”

　　在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诗以其特殊的题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多突出表现妻子生前的贤、惠、笃，以及作者对亡妻的深切追思。其表达方式是由景到人，睹物思情，超越时空，物我统一。诗篇的基调表现为一种凄婉沉痛、孤寂落寞、缠绵悱恻的悲情美。其中潘岳追悼亡妻的诗以其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见长，千百年来叩动人们的心弦，后影响唐代元稹等人，而元稹的悼亡诗则多一些俊朗直率、浅切通畅，正是他们二人使悼亡诗成为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门类，并确定了悼亡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为此，笔者将潘岳的《悼亡》与元稹《遣悲怀》悼亡诗进行对比，探讨在同一题材下，他们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异同点及元稹对潘岳的继承与发展。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刘勰曾这样评价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忻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与当时的陆机并称，并被前人屡加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之文”，这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杨氏订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人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杨氏于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卒。二人感情甚笃，杨氏去世后，潘岳除了《悼亡诗》三首外，还作有《杨氏七哀诗》等悼亡她，情深义重可见于此。

　　《悼亡诗三首》（之一）是诗人为哀悼亡妻所作《悼亡诗》三首中的第一首，也是三首中最让人动容的一首。诗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哀伤的永恒时空，充满生死两茫茫的悲痛之情。诗中诗人以时间为经回顾了与妻子生前“如彼翰林鸟，如彼游川鱼”，如胶似漆般浓炽的爱，伤吟现如今物是人非、阴阳相隔“双栖一朝只、比目中路析”的孤单落寂之感，以及不因“光阴荏苒”、“寒暑流易”，而改变诗人对亡妻的“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的永恒哀念，反而越来越沉重。但由于伤悲难遣，孤寂难耐，情思无依，因此他发出了“庶几有时哀”的慨叹。面对这种无奈的悲苦，诗人开始羡慕庄周犹有缶可击，因此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庄子那样从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而这种企图，则又暗示出诗人的这种哀伤不仅剥夺了他的今天，而且将吞噬着他的明天、后天……读罢全诗，一个陷入永恒哀痛之中的诗人形象粲然浮现在眼前。同时，诗人又以空间为纬，使妻子生前的景物随着自己的步履移动逐次展示出来：庐舍、居室、帷幕、屏风、翰墨的余迹、檐头的滴水等，物是人非，睹物思人，这些连续的空间场景弥漫着阴沉凄凉的气氛，在沉寂中倾诉着诗人丧妻的悲痛、孤单的追思，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首诗情至深而意至切，悼亡的深情婉转地流淌于字里行间。

　　在潘岳悼亡诗中，诗人擅长于用精密而细腻的.文思编织着对妻子无尽的追思和自己的孤寂之苦，而这种情思诗人能巧妙地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意象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同时，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情景交融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看似信手拈来，即景生情，实则不然，此物此象在诗中皆成了诗人寄托哀思的载体，承载着诗人浓浓的、深深的情思。因此，潘岳的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以致李商隐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但由于受当时魏晋文风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正如元稹所评“潘安悼亡犹费词”。

　　元稹的悼亡诗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诗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

　　元稹（779—831年），唐代文学家，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在文学上以写传奇和艳诗闻名，但他的悼亡诗也同样让人感动。元稹的妻子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幼女，二十岁时嫁给元稹，那时元稹没有功名利禄，虽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野蔬充膳甘长藿”，俩人恩爱有加，度过了七年艰苦却幸福的生活。七年后，元稹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韦氏却离他而去，元稹十分悲痛，为她写了很多可称为千古绝唱的悼亡诗，包括《遣悲怀》三首及那首著名的《离思》。

　　我们来看看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三首悼亡诗中，元稹几乎没有对环境的直接描写，主要运用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直叙其事、直抒其情，但同样达到追思抚昔的“悼”的效果，同样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哀动于衷，潸然泪下，字字透露着诗人对亡妻椎心泣血的思念。亡妻韦丛聪颖美丽，在元稹出仕之前就已亡故。“自嫁黔娄百事乖”、“贫贱夫妻百事哀”，都隐含着诗人的无奈自责：妻子生前未能尽享自己给其营造的温暖和幸福，反是随着自己一道尽尝生活的艰辛与悲苦。 　　三首诗按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以一个“悲”字贯穿始终，题为《遣悲怀》，实际上则是越“遣”越悲，越遣越不能忘怀，越欲罢不已。悲痛中夹杂着愧疚、遗憾和报答无门的复杂心情。如：第一首以叙述的手法刻画出韦氏“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相濡以沫的品德，使韦氏贤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首写物是人非、思念不已，只好通过“托衣裳”、“存针线”、“怜婢仆”来弥补对亡妻的愧疚之心，以慰藉亡妻，寄托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第三首主要以议论的方式倾诉着对亡妻的日炽的追思，仍导致“自悲”，“自悲”的是生前没有使妻子过上好生活，“自悲”的是自己日后难遣的孤寂、悲苦，以至于发出了“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的慨叹，而只能无奈地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对亡妻的追思和愧疚。在诗中诗人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今昔之反差来强调往日之贫、欢，妻子之惠，反衬今日自己之“悲”、“愧”、“责”。昔日妻子“野蔬充膳食”，今日诗人“俸钱过千万”；昔日妻子“泥他沽酒拔金钗”，今日诗人“因梦送钱财”；昔日是妻子“添薪仰古槐”，今日是诗人“针线未忍开”；昔日是妻子“平生未展眉”，今日是诗人“终夜长开眼”。一鬼一人，一昔一今，一虚一实，一死一生，处处对照使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艰辛与沉重、悲恸与深沉。同时，元稹的悼亡诗中微观上细致刻画，极为真实具体，在这方面元稹的诗要较潘岳显得更为悲痛深沉，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往往从日常小事、真事入手，小处着笔，通过某些极具感染力的细节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些诗中，元稹用浅切的语言，通过平凡的琐碎的家常事，表达了对亡妻深深的追思，使自己波涛汹涌的情感潮水般倾泻奔腾而来，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撕扯着诗人的愁肠，在诗人那早已枯竭的心灵上又榨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妻子走了，留下的是孤零销魂的诗人；妻子走了，留下的是诗人对妻子深深的追忆和思念。

　　唐人崔颢有诗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悼亡诗作为一种主情的诗歌体裁，完全靠真挚的情感动人。潘岳和元稹都是在相同的境遇下有感而发，故而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感人，写出来的诗歌也是动人心魄。难怪清代的纳兰性德在笔记中，把唐代元稹的《离思》、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宋代贺铸《鹧鸪天·半死桐》与潘岳的《悼亡诗》并列为四大悼亡诗，可见潘、元二人的悼亡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悼亡诗始于潘岳，但是真正意义上把悼亡诗推向更高境界的却是元稹。潘岳的悼亡诗为后世悼亡诗人提供了一个范本，文风追求绮丽、喜欢铺写，文字连接比较紧密，然而具体就诗歌艺术特色分析此诗，就会发现虽然诗句通顺流畅，语句连接紧密，但是缺少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语言堆砌过多，意思重复明显，缺少一些亮点和闪光点。而元稹从潘岳的诗作中汲取了不少艺术营养和创作灵感，“潘岳悼亡犹费词”，元稹既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离思》三首也延续了他一贯的诗歌作风，语言平易浅近，流露的情感却真实动人，感人肺腑。其中诗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更是广为流传。清代蘅塘退士评论元稹这首诗时说：“古今悼亡诗充栋，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潘岳和元稹的悼亡诗不仅打动了世人，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