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余秋雨是我国著名作家、学者，他的散文作品广受大众的支持。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余秋雨散文走红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理所支撑起的大气。余秋雨从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出发，试图把学术成果装在散文这只美丽的容器里奉献给读者，把学理融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来的人文风度，侃侃而谈的洒脱文风赢得世俗社会的厚爱，沟通了雅和俗两个一向相距遥远的美学层面。客观地说，余秋雨的学术突围、学术普及的行为以及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品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撰文论述。本文试就余秋雨的学术普及的理念、途径及影响就教于读者。

　　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倡导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坚持有效性的原则，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传播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内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认为许多以实证为旗号的学术行为，由于实证的对象琐碎不堪，几乎兑换成了无效的旗号。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诗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证数十年;《红楼梦》某一回的字里行间可能暗示某个人物若有若无的隐私，尽毕生之力搜辑校考，这样的情景，在高层学术界不难看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排斥细节考证，但考证的耗费应该与这一细节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细节很小却能折射大问题，那么考证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长考证的终点仍然只是细节本身，也就造成了对自己和读者的双重浪费。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场苦涩的学术自耗游戏已经做得太长，无效和低效的课题因其遥远而变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课题因立足凡尘与平民百姓处于平等态势，三下两下便弃没了学术的尊严。这种情景，反过来构成对文化人的重压，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选择了那条缥缈、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这种现状，余秋雨呼吁学术研究者要有关爱人类的责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种专业都能因关爱正在剧烈变异中的周际大地而渐渐建立起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建立起与社会进行能量交换的可能，只要出现了这种可能，那么尽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晋玄学、唐诗宋词，也会全神贯注，产生强烈反响。反之，即便你在论述现代化，也只能云遮雾罩，不着边际。

　　第二，促进学术传播的高效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导致这种局面，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单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学术化的表述模式，满腹的学问，一经表达便高深莫测，艰涩难懂，普通大众不愿读之。其二，传播渠道太过单调。为数有限的学术期刊，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读者是学界同行，与大众传媒无缘，与平民百姓无关，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是低效传播。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①余秋雨的文体试验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这时有人以畅销为根据否定其书的学术品性，面对这种责难，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说：“其实写出来的书没人阅读并不能证明学术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写岂不更好?对莘莘学子、饥渴的读者，表现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可能是一种高贵。”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奥的学理写得深入浅出，让学术真正地走向民间，余秋雨认为应做到两点：其一，采用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把这个学理完全钻透，不留生涩部位，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心灵与它紧紧相融，只有这样，才能说学理如叙家常……。”③其二，主张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对接。余秋雨认为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为了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传媒，传统学术也要寻求新的传播平台。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期刊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媒体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百家讲坛》的热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

　　余秋雨要实现他的学术突围，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从狭小的学者阅读圈，推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空间，他有意识用散文这个大众能接受文体传播他的学术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较其他散文更具学术色彩、学术品位。这种学术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因为他拒绝无效或低效的文化传播。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对接。在新时期社会大转行的过程中，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余秋雨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这部散文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笔记》篇篇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在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霜冷长河》直接切入现实人生，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绕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

　　第二，立论新颖，论证严密。散文一贯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发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许多散文开篇亮明观点，语出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魅力。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三峡》的首段便开宗明义：中国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峡。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强健，否定长城情结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认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论的新颖，除了推陈出新外，许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他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就渤海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

　　第三，颇具论文写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题的阐发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议论阐发他的见解，尤其是《霜冷长河》的论说色彩更浓。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另外，他的散文有时体现出源于学术思路的求证模式和论文式的序列分析结构。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结构：山西之富的史料证明――山西之富的历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划出了层次，颇像一篇生动活泼的经济论文。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余秋雨就“中华文明为何延续不断之因”这个论题提出了七个论点：通篇结构严谨，前后照应，俨然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有《十万进士》、《关于谣言》、《谈小人》等篇什都用类似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很有底蕴，有一种由里向外透着的大气，这使他的散文拥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备的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时也正是这种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温馨、湿润，而且结构也趋向模式化。

　　学术传播的领军作用

　　余秋雨学术突围的成功，对学术普及起到了领军的作用，引发了一大批精英学者的跟进，通过书商和传媒的推波助澜，把这一学术传播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第一，《百家讲坛》搭起学术擂台。《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2001年7月9日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讲座式栏目，余秋雨当然成为《百家讲坛》的座上客，他解析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深得观众的好评。之后，刘心武的红楼梦新解，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易中天的品三国，纪连海的清史纪晓岚、多尔衮，于丹的论语心得，王立群的汉代人物，康震的李白、苏东坡……把节目推向了高潮，演讲者也成了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从纷繁复杂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百家讲坛》的异军突起，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成为学术走向大众的桥梁。

　　第二，出版社架起学术云梯。随着余秋雨具有学术品位的散文的走红，触觉敏锐的出版商意识到学问中所暗含的商机。各大出版社，一反往日对学术出版冷漠的态度，争先在象牙塔窗口搭起一架架云梯，锁在深闺人未识的学术宫娥，虽然还有几分矜持、几许羞涩，但毕竟还是顺着云梯，款款地走向大众。200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系列学人随笔《茶座》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依托雄厚的学术资源，一流学术领军人作者，推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学术随笔，《百家讲坛》火爆以后，各大出版社纷纷争抢分割这块蛋糕，一时形成《百家讲坛》出版热。

　　第三，书店办起学术讲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在各大图书馆、书店的学术讲座不计其数，开拓了学术传播的新领域，引发了书店学术讲座热，并正在形成一种文化品牌……如国家图书馆面向大众推出的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文津讲坛”，三联书店开始举办“文史悦读”，单向街书店的“文化沙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休闲和充电的场所。

　　被称为“余秋雨第二”的易中天说：“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④越来越多像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学者，主动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把学术传播到民间，再加之媒体、受众的积极参与，把学术普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②③余秋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党政论坛》，1999(2)。

　　④易中天：《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