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余秋雨与《信客》

解读余秋雨与《信客》

　　今秋少雨，初冬又始终被暖意覆盖。在这乍寒还暖的季节，人们的心头格外舒展。当我们拂去城市的浮躁，静下心来进入谈论状态，显然多了一份情趣。何况，谈论的主题是令人愉快的余秋雨教授。

　　余秋雨，他的名字就已告诉我们，他生在秋雨时节。余秋雨的经历也很简单，只要读过他的散文《乡关何处》，就能一目了然。他生在浙江余姚——这个不太富有却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响亮的名字可依次唤出王y明、黄宗羲、严子陵、朱舜水等诸多大师。更为有趣的是，时至今日，也随处可遇乡邻。在一次上海中文组教授评审会上，评委竟然大多是余姚人。余秋雨每次听到夹杂着乡音的同乡，都会使他记起那个多雨多梦的地方。虽然家乡已经成为一种抽象存在装在他的记忆深处，但毕竟是给了他生命，给了他最初的灵感的地方。作为余姚人，他感到自豪。

　　他 12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求学。投入都市，投入了无限。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吞吐着日出日落的自然转换。在上海晋元中学读书，他的学业名列前茅。在今年该校 90周年校庆时，他与丁关根、翁史烈等人一起列入该校的英才榜。在他完全有可能考入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时，他偏偏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以成绩优秀留校执教。谈起往事，余教授依然天真，说是跟着感觉走。当时只觉得戏剧学院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撩开面纱的简单冲动，竟成了他一生的选择。

　　说起余秋雨，不得不谈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在他成年后至今，他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引发一次生活状态的调整和学术结构的转移。他在每一个居所，都完成了两部著作。早先住在上海虹口，在简陋的环境中，他撰写了《戏剧理论史稿》，这部65万字的史论著作，使他第一次完整地贴近了无数的思想家和艺术大师。透过学问，逼近了大师们的生命，使他有了第一次心灵的震撼。这部书稿不但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尔后，他从虹口搬到了静安寺，朝北的房间缺少阳光。每到冬夜，他把双脚裹在草堀里，坚持写作。在这里，他写下了《中国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这两部书稿标志着他从戏剧理论研究开始向人类文化学研究的转移。到80年代中期，他第三次搬家至上海西南方向的龙华，由于他的名篇《家住龙华》写得情感备至，龙华已被他的笔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完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创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显然成了他人生和文化到达新的境界的坐标。在他第四次搬家伊始，也是他散文创作搁笔之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说不准他又会在哪个领域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他说听从感觉。我相信他的感觉。

　　写人，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个很丰富、很熟悉的'人。《文化苦旅》风靡海内外，余秋雨现象成了一个很大的公众话题。从读书到读人，合乎逻辑地成为人们正常的文化行为。为此，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朋友的约稿请求，而我一直难于落笔，困惑也在于此。

　　作为《文化苦旅》最早的读者和责任编辑，我和余秋雨教授成了好朋友。无疑，书是沟通我们友谊的桥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真诚的交往，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苦旅》之外有一个生命的存在。在当今物质丰盈、生活富足的土地上，原来还有精神的向往。

　　余秋雨毫不讳言，创作除了坚持思想的意义之外，还必须追求轰动。如果思想不赋予其最好的表达形式，思想仍旧只是空中楼阁，难以作用于社会、人生，历史价值更无从谈起。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是造成轰动的前提。

　　历史证明，每一次社会文化的转型都将伴随着一些具有宏观意义的实验行为。社会大众往往是通过显而易见而又震撼人心的文化实绩来接受文化本身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把深邃、热烈的思想激情通过一系列让人眼睛一亮的艺术活动来体现。而我国五四时期，鲁迅写小说，胡适写新诗，还有《新青年》、白话文实验等等，这些具体的文化行为，其中就包涵着重大的思辨意义。

　　我们可以把《文化苦旅》看作是一次特殊的文化实验。而这种带有对自我整体超越的实验，形成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特质。他认为，重复就是平庸。宁可放弃，也不平庸，这是他做人为文的原则。他的严谨而又认真的创作态度，恰好与现代人追求生活的质量是以灵魂的充实作为前提的基点相交。他的散文能引起轰动，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内心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所留有的尊敬依然如故。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先生认为，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这评价，深得其真髓。正是他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融合，创造出的篇章，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奥秘所在。而理性和感性相融洽的语言之舟，负载着思想的重量，把现代散文推向了一流。

　　我们以文化的名义相聚，又携着人生的意义相交在这落叶纷纷的深秋，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都对文化依然钟情。但愿我们这次偶然的相逢能给人生创造一点快乐，给历史留下一个回忆。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信客》导读

　　社会有某种需要，就有某种职业。作者故乡浙江余姚，离上海比较近，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谋生，当时邮政业务尚未普及到乡村，城乡之间通讯需要专人担当，于是有了信客这种特殊职业。“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老信客自感“名誉糟蹋了”，干不下去了，找到年轻人，年轻人最终不好回绝，当了第二代信客。

　　信客终年跋涉，非常劳苦。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发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信、物。还有额外工作，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有时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谋生者死了，得尽同乡情谊，匆匆赶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又要通报噩耗，帮着安慰张罗，交送遗物，汇报处置后事的情况。“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贫穷。老信客干了一辈子，家里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沿途投宿，拣便宜的小旅馆住，吃饭尽找那种“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的小店。终年奔波，胃病和风湿病成了职业病。

　　信客最痛苦的是蒙受怀疑、欺凌、憎恨。老信客仅仅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被人糟蹋了一生名誉，再也做不起人。信客通报噩耗，有的农妇竟把他当作死神冤鬼，大声呵斥。送交遗物，还被人怀疑贪占。那个发了财拈花惹草的同乡竟诬称信客为小偷，扭送巡捕房。信客这条路布满凶险，叫人撑持不了。

　　但是，社会总体总是有良心的，奉献者终究会赢得敬爱和怀念。信客终于不再坚持下去了，人们想起他的好处，常送去关怀和温暖，就是那位发财的同乡后来也向他道歉，并请他接受代办本乡邮政的事务。人们推举信客当老师，信客工作出色，还当了小学校长。他死时，人们纷纷赶来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