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秋雨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作家余秋雨散文的文化价值取向

　　秋雨的散文，通过独特的思想文化境界，完成对传统散文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末期，余秋雨的散文，在海峡两岸刮起了一阵旋风，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余秋雨台湾演讲》《霜冷长河》，乃至于《千年一叹》等，篇篇动人，本本畅销，在出版业不甚景气的情况下，创造了书市的奇迹。余秋雨的散文，魅力无边，风靡广远，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引人入胜，风起云涌，使读者心驰神往，眉飞色舞，从而形成了余氏特有的历史、文化凝重的美学空间效果。

　　1 对传统散文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蜕去了解放初期的稚嫩步态，恢复了“五四”以来的精神，又包容了90年代特有的文化意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这时成就最大的莫属余秋雨了，他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着民族、历史、文化，着力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范式，完成了作者对当代散文的超越。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首先，表现在独特的思想文化境界上，也就是说，表现在对文化的深刻洞察上，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但种种“载道”精神的继承，不是以文学的形式来传道和布道，而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关注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他的作品矫正了一些僵化死板的教化性文学观念，既审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形态，又拷问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既考察正史所记载的正统话题，又剖析野史也很少触及的非主流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以人文观念理性地反思“文化是民族精神”(本尼迪克语)这一主题，当我们读过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后，不难发现他在文化精神上建立了独到的“道场”，而且这是一个丰富深邃、宁静淡远又透着无限生机的“精神道场”。例如对于苏州，游得人多了，理解也就多了，一般意义上只认为它园林雅致、庭院幽深，最大的文化探求也不过认为它只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地，是以景观的欣赏体会其中阴柔、温情、小家碧玉式的文化生态。而余秋雨则认为苏州这个温柔之乡也有理性的存在，作者透过文物景观的表象，将苏州默默忍受着、委曲着战争，甚至于时间久远，世事苍桑，仍保留着曾带给他们灾害者的足迹，最后将矛头对准了“九千岁”，作者的目光专注的是园林依旧、桃花依旧前后深藏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洞察、文化审视和文化关怀是前所未有的。再如他认为海南岛由于和大陆隔着一道天然的海峡，所以两者的自然形态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区别，这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的燥热和严寒，也挡住了中原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它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形态，而一旦与大陆发生关系，这种形态就具有一种反叛性和挑战性，对海峡对岸的激动和反常表现出一种漠然，对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蔑视，这和当代散文中只是对政治的附会、对历史的谴责和企图表现“自我”而却往往使“生活”丧失、“自我”沉沦的散文不同，他的散文避开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羁绊，试图从海南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形态，直指民族心灵深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指向未来。

　　其次，表现在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其根本原因是作者在散文中保持了自己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中又包含了对一代文人的品味、关注和思考，作者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笔端，而这个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者的文化生命和“万解源泉，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文化，最终由文化展露民族的存在状态，摆脱了当代散文几十年来“小体会”“小摆设”的樊篱。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他的主体意识深深蕴含着对历史的洞察，对未来的执着，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余秋雨的散文抛开俗常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上的东西，从历史和现实进行极其深切的感悟，其中的欢愉、忧思、苦恼都与历史、现实、未来紧密契合，从而构成一个多维结构的立体化主体意识。

　　2 对健全文化人格的探寻

　　艺术的创作是具有个体性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特异的话语模式与语语形态。这些都被赋予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我们解析作家作品的钥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这种钥匙便是“人格”。人格，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的总和，也指人们的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而文化人格则是作为文人或文化人所集中体现的品格。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作者重提了这一千古的话题，“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显然是一个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性的问题，而余秋雨的散文正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进行寻觅和推演，构建了一个健康的文化人格。在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中，他呼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他的散文不只是为情造文，而是着重为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的'人格”写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可以说这是对“五四”文化的遥远回应。如果说“五四”先驱们自觉地把这项重建工作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那么，余秋雨则企图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在政治不到场的情况下，把这一项艰苦而伟大的使命直接托付于文化，余秋雨的逻辑是：民族/文化―文化人/精英―人格。余秋雨认为民族的强劲依赖于文化的发达，又维系于知识分子(文化人)，因而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苏东坡、朱熹等，他们人格的健全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散文中对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人格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和执着，为散文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超越。余秋雨在散文中着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进行了剖析，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的非主流非正统文化人格，如贬官文化人格、隐逸文化人格等的健全进行解构。 　　3 对文明的沉重思考

　　人类从蛮荒到今天已度过了数千年的历史，关于蒙昧、野蛮和文明一直是古今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而余秋雨对文明无休止地探索和思考，对文化的反思甚至达到了一种“准宗教式的狂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创造过什么宗教，或者说信仰上不皈依于某种宗教，宗教意味相对来说是淡的，但他们在观照、思考人间的事物时，却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趋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自觉地承担起“拯救文明、普度众生”的使命。余秋雨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求“拯救文明”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心目中理想的文明是建立一个以真善美的道德机制。如在《西湖梦》中，西湖是人间天堂，美景之最，余秋雨引用一位日本和尚虽不高明但极贴切的赞美表达了他对西湖的评价：“它积贮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真善美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余秋雨的笔下，人格之真、风物之美，因为缺失了某些因素而成为有缺失的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提到“不存在文明前提”时有三个例子：法西期屠杀婴儿、造反派烧毁古画、小学生推坐满大人的汽车，目标都指向了“恶”――蒙昧和野蛮的代名词，即善――文明的对立面，因为文明是善的。他认为要重建文明，首先文化人的品行必须是端庄的，余秋雨心中文明重建的核心结构，是以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文化和人格。余秋雨在急切呼唤的同时，对文明也进行了沉重的思考。余秋雨的散文是以中国历史为经线，各个时期文化的横断面为纬线，将理性的思考寓于散文的载体中，并将“文明”这一主题贯穿融化于其间，以此表现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和文化步履艰难的沉重。“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的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当成文明。”他的散文正是通过向读者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一幕幕蒙昧、野蛮和文明相互搏杀的悲喜剧，提炼出许多令人叹息、发人深省的有关文明的沉重思考。作者在《苏东坡突圈》中叙述苏东坡贬谪黄州这段经历时，展现的是一幕幕文化史上的悲剧，甚至丑剧。在对苏东坡的“围剿”运动中不要说因妒忌而生害人之心的“倒苏”派代表李定、舒澶、王硅、李宜之等，甚至包括沈括这样的人也在“其中”，试问“东坡何罪”?独心名太“高”。于是苏东坡的贬谪，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置身于文化之中的野蛮和文明的“围剿”和“反围剿”。

　　余秋雨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同时又身居都市的现代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作家通过对祖国山川美景进行考察的漫溯中，对民族文明的脉胳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深深地表达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命运以及华夏文明的忧患和关怀。通过余秋雨的散文，不论是《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还是《山居笔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散文家，而且是一位洋溢着文化气质的哲人。读他的散文如同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今，浮想联翩，感受到仿佛是源本于生命感悟的人生关怀，历史的沉重感，现实的紧迫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深忧患意识和对拯救文明的强烈愿望。余秋雨站在文学的立场上，阐释了历史，反思了文明，这正是他的散文在文化方面的取向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