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一/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这一段中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非常明显——“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原句是“左牵黄，右擎苍”，左右颠倒了。

　　第二，此时苏轼是37岁吗？不，应该是40岁。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这里的名字明显有误。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经》中，都没有这句话，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

　　“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而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荔子碑碑文颂柳宗元，文辞来自韩愈，笔书来自苏轼，故又称“三绝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迹”。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 《汨罗遇凤》”

　　“做”当为“作”字之误。文言文只用“不作”而无“不做”的说法。“不做”只见于白话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守。”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

　　故而妄断为公元前251年，是轻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

　　注：关于范仲淹是否登楼的问题，首先，范仲淹肯定不是在岳阳楼上写出《岳阳楼记》的，这是公认的。然而《洞庭一角》中也未曾明白地否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