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主要作品

余秋雨的主要作品

　　余秋雨是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

　　余秋雨作品之《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写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余秋雨不同的感触和震撼。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余秋雨作品之《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余秋雨作品之《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是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也是余秋雨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转变。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再到《霜冷长河》，余秋雨从历史的大话题转向了历史的小话题，在《霜冷长河》中历史已不再是文章的主体。在经历种种尝试之后，探讨生命成为了文章的主题。

　　余秋雨作品之《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在书中作者以感伤、厚重而平实，却不失优美的语言，记录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的衰落，并探讨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对比中又逐渐找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的原因。另有作品名、和作家笔名千年一叹。

　　余秋雨作品之《晨雨初听》

　　这是出版社为青年学生编选的一本书，一群年轻人与一个中年人在这里初次见面，还会一起逗留一段时间。没准还能成为长久的朋友。青年学生读点文学，学点写作，主要不是为了今后当作家。当文学被看成是一种非职业性的人生素养，当写作被看成是一种跨专业的社会性训练，它们反而会真正重要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专业作家拥有一个更广阔的接受平台。

　　余秋雨作品之《寻觅中华》

　　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作者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作者。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余秋雨作品之《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是作者精选《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一些著名的篇章，如《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白发苏州》、《黄州突围》、《山庄里的背影》、《宁古塔》、《十万进士》、《抱愧山西》、《风雨天一阁》等，精心加以修订，其中一部分甚至是改写或重写，较之此前出版物，本书文字更为精准。同时，末几篇是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如《伞下的侗寨》、《蚩尤的后代》、《我本是树》、《追回天籁》等，都是首次正式发表。此书堪为一代文章大家的藏山之作。

　　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他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余秋雨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一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这一段中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非常明显——“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原句是“左牵黄，右擎苍”，左右颠倒了。

　　第二，此时苏轼是37岁吗？不，应该是40岁。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这里的名字明显有误。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经》中，都没有这句话，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

　　“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而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荔子碑碑文颂柳宗元，文辞来自韩愈，笔书来自苏轼，故又称“三绝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迹”。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 《汨罗遇凤》”

　　“做”当为“作”字之误。文言文只用“不作”而无“不做”的说法。“不做”只见于白话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守。”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

　　故而妄断为公元前251年，是轻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

　　注：关于范仲淹是否登楼的问题，首先，范仲淹肯定不是在岳阳楼上写出《岳阳楼记》的，这是公认的。然而《洞庭一角》中也未曾明白地否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