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朱自清

讲台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是一位散文家，但他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讲台上的朱自清，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讲台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的蝉声一提到朱自清，人们都知道他是散文名篇《背影》《荷塘月色》的作者，是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实，他还是一位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教授。

　　讲台上的朱自清是一个亲切而又严格的老师，一个能将教师职业与文学爱好融为一体的著名的作家教授，还是一个能将国学与新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批评家教授。当然，朱自清的从教之路和思想历程是坎坷的，他一度曾想脱离教育界，又想以国学研究来躲避政治风潮，但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磨砺了他，爱国进步的师生感奋了他，亦师亦友的师生深情感动了他，他终于陶铸成一代令人钦敬的名师。

　　一、从“颇想脱离教育界”到终身从教

　　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浙多所中学任国文教员，据黄延复《清华逸事》记载：朱自清从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这五年的时间里，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扬州八中、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七个学校。

　　1925年2月，已从教五年的朱自清欲谋商务印书馆工作，他给好友俞平伯去信说：“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3月又去一信：“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倦之”的直接原因，他在信中陈述得很明白：“春晖闹了风潮，学生反对教务主任而不上课，当局开除学生廿八人，我们反对而辞职;结果，他仍被留在此，夏先生专任甬事，丰子恺改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事。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没有联系上，适北京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成立国文系，经俞平伯推荐，胡适介绍，就聘他为教授。从此，朱自清再也没有离开清华，他的职务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尽管他主持系务任中文系主任16年(抗战时期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但他仍担任了教学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讲台，从教终生。

　　朱自清能站稳讲台、从教终身的原因，首先在于他能虚心听取学生意见、反躬自省、勤奋好学。在1920年到1925年这五年中学教师生涯中，朱自清在不同的学校碰到了不同的矛盾和困难：教与学的矛盾、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风潮事件，等等，使他产生了“倦之”情绪，但他“倦”而终不弃。以“教与学的矛盾”为例，朱自清大学毕业后执教的第一所学校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鲁迅、刘大白等都曾在这里执教。朱自清和俞平伯都是北大高材生，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到一师任教。朱自清当时22岁，而他所教的高级班的学生大都二十左右，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所以他就被学生称为“小先生”。朱自清虽然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不错的“新诗”创作成果，但并不等于就可以当好老师。“小先生”朱自清见了老学生不免感到紧张，加上他矮矮胖胖的形象与难懂的口音和穿着的土气，初上讲台的朱自清没有什么魅力，他不知怎样上课才可以让学生满意。只教了一个月的书，他便坚决要求辞职。原因是学生课堂上的发问让朱自清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觉得学生“不买他的账”。然而又被学生诚恳地挽留住了，终至于师生之间相处很好。他的学生魏金枝后来回忆说：“说话呢，打的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及至学生提问，他更是手足无措。“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静下来。”他将自己想辞职离开一师的事情写信告诉了蒋梦麟，不知内情的蒋梦麟以为是校方作梗，速致函校长姜伯韩说：“假如像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教师，还不能孚众望的话，一师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当时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曹聚仁从校长处得到此信后，便拿着这封信去找朱自清，劝他留下，并说道：“教书是一种艺术，跟学问广博与否是不相干的。”学生们也一起劝老师慢慢来，不要着急，并陪同他去观摩其他班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情况。朱自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的确是自己不谙教学方法所致。他于是更加勤奋学习和认真备课，学生们开始喜欢听他的课。由此可见，一师学生不愧为是“师范”学生，不仅知识水准不差，且已有师者风度。而朱自清的虚心和自省，更是令人钦敬。虚心使人进步，善于接受学生意见，这是朱自清终能站稳讲台的重要原因。

　　讲究教育方法，实践教学民主，是朱自清深受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经过在浙江一师、扬州八中、中国公学等学校两年的教学历练，到1923年朱自清执教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时，他的教学水平大有提高。讲台上的朱自清在学生的眼中，是一位亲切而严格、又具有“别致而善诱”教学方法的的老师。他的学生陈天伦在《敬悼朱自清师》一文中回忆说：“民国12年，我在温州中学初二读书，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说起他的教学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做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的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设计作文表格计分法，以激发学生作文的积极性。因此，温中(包括中学部和师范部)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他只得尽可能多担任些钟点。奔波于两部之间。但他不因课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讲台，发下许多讲义，认真讲解。”

　　朱自清的教育方法与传统的要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不同，体现了现代的教学民主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健全人格的思想。例如，1924年3月俞平伯应邀到白马湖朱自清兼课的春晖中学玩，他在10日的日记里写道：“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他去上课，我旁听了一堂，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他从过去在一师上课时自己“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到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可谓是“启发式”教育的先声，是还学生独立思维权利的表现，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特点。又如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上“新文学研究”课时，“在课堂上，他常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发表自己意见，一听到学生有新的见解，立即高兴地说：‘啊，你的意见很新!’他教学严谨持重，绝不作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 　　温和的态度和平等的方式，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另一特点。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一次，有人报告几位学生在聚赌，按惯例，学校要严加处理。朱自清知道后，很快和别的教师商量，以教育为主，根据情况从轻处理，并确定如此处置：教师先找学生谈话，学生认识到错误后，就交由学生协治会处理，罚犯错误学生写大字和打扫学生宿舍卫生一个月。一个学生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下课的时候，两个同学乱夺书籍，带怒带骂，朱自清见了，就微笑地说道：“争闹之声，胡为乎来哉。”他一反传统的“师道尊严”，能依循少年儿童的心理，循循善诱。一次，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脸带着微微的黄色，头发却比黑炭更黑。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黄黄的显出在黑发中;一对黑黑的眉毛好像两把大刀搁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为何，时常同玫瑰色一样。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看了他的后脑，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半。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地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这篇作文如果碰到思想陈旧僵化的老师，会认为是对师不恭而心存不悦或勃然大怒，但朱自清却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我平时教大家怎样写作，王福茂给大家一个榜样，这就是描写人要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最好还应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朱自清在教学生如何作文的同时，更教如何做人，又显示如何为师。他要学生克服见了老师就“矫情饰伪”的毛病，做有“纯正的趣味”的人;他的教学方法与旧方法不同，渗透着新的现代的观念，从中可见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即师生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学生与教师都应是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

　　教学特别认真负责，是讲台上的朱自清一贯的精神。他上课认真，要求学生上课也要认真，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有哪一个没有来上课，他心里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一个学生，就问他：“你昨天为什么缺课?”那学生连忙道歉，从此不再缺课。朱自清批改作业认真，就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他与俞平伯还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俞平伯认为学生只注意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帅的批改和评语，不赞成多改;朱自清则反对这种看法，举出学生珍藏自己在中学教书时批改的作文簿的事例为论据;俞平伯则买来一包花生米，指着包花生米的作文纸说：“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但朱自清仍坚持认为，大多数学生还是欢迎多改。他为班上学生批改作业很仔细，有错必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看到精彩论点，则用红笔画上圈圈，或针对上面的缺点与错误，找出材料给学生参考，并且从不拖延发作业给学生的时间。有一天，朱自清生病了，拉肚子，但他还是按照以往工作到夜里12点后才休息的习惯，连夜批改作业。妻子陈竹隐劝他休息，他不肯，说是“我已答应明天发给学生作业”。陈竹隐没有办法，只好在他的桌子边放个马桶，让他边拉边改，一页之间，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脸色蜡黄，人都变了样，但他照样提起书包上课去了。

　　翻阅朱自清从教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从原先“颇想脱离教育界”，到成为一个教学认真、反躬自省、讲究教学方法，且具有现代人格教育思想的教师的轨迹，他以自己的行动回报了父辈、师友对他的厚望和影响，回应了《爱的教育》一书对他的深切影响，以教书育人作为他的终身职业。这也是教育的大幸。

　　二、从以教书为“一种职业”，到职业与文学爱好的融合

　　朱自清曾对自己的教书生涯作过一番“反省”，他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说来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正如未来派剧本说的‘换个丈夫’吧，我也不时地提醒着自己，‘换个行当吧’。”换个什么行当呢?他想知道官是怎样做的，于是想做个秘书、文书科科员，又想做个新闻记者、工人、农民、军人……”凡世间有的职业他几乎都想做，他知道这是非分之想，于是从浪漫的幻想又回到须脚踏实地的现实，他郑重地说：“我从今日今时起，努力要在‘黑白生涯’中找寻些味儿，不像往日随随便便地上课下课。”怎样从“黑白生涯”中寻找些“味儿”呢?朱自清虽然是学哲学的，却对文学有兴趣，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发表了新诗。他说：“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底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将难舍的对文学之爱，洒向为生存而耕耘的教学园地，将其改良成既育人又塑己的人生花园，何乐而不为呢?这可谓是他对职业进行哲理探寻之后“寻找”出来的“味儿”，是现实与理想嫁接成活的'即将盛开的精神之花蕾。在教学之余自己进行创作，写诗歌、写散文、写校歌;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创作，创办文学社团，办校刊，等等，他将职责与爱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

　　紧密结合教学进行文学活动，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进行创作的一个特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他为多所自己从教的学校共写了五首校歌和四首清华大学年级歌。他以歌词的形式，表达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深情和思考。例如，他为母校――位于扬州的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所写的校歌，可谓词简意深，古雅而又深蕴现代教育观念。歌云，“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须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他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就提出“人格健全，学术健全”“体育须兼重”等融“德智体”和“人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令人肃然起敬。1923年他任教于温州市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他也为该校写了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在写景颂贤之后，用“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两句，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既具有古典诗歌情怀，更饱含现代开放的继承创新思想，也流露出他创作出以教育为题材的诗歌的喜悦。 　　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期间，他写了四首级歌：“清华大学第五毕业级级歌”“清华大学第十级新生级歌”“清华大学第八级毕业级歌”和“清华大学第九级级歌”。例如，他写于1937年的第九级级歌，以豪迈、深沉的诗句，道出了师生共同抗战的心声：“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莫怕艰难/莫怕熬煎/戮力同心全在咱。”歌词中的“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鲜明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抗战到底的决心。1944年，他为昆明五华中学写了校歌，歌中唱道：“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祖国重光，责在吾人身上。”字字铿锵，表达了定雪国耻的壮怀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抒发了朱自清对祖国的深情，对艺术与教育的挚爱，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难平。

　　倡导印行校刊，发表学生文章，支持文学社团，也是朱自清从教中乐此不疲之事。1922年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时，学生中已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晨光社”，据冯雪峰回忆：“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朱自清对学生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与校外文艺爱好者应修人合编的诗集《湖畔》及成立的“湖畔诗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重视，1922年5月18日写了《读〈湖畔〉诗集》一文，对他们的诗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是当时对《湖畔》进行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1924年他在宁波四中任教时，为了激励学生进行写作练习，他与同事夏尊竭力倡导、支持办《四中之半月刊》，发表在该刊物上的文章，大多经过朱自清的指导。学校文学社团很多，朱自清都曾给予具体指导。他将职责与爱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他所推崇的“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的快乐与满足。

　　在教学之余自己进行创作，以诗解脱，以诗自励，以诗反思，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如《转眼》一诗，作于1921年，写他在杭州一师时与学生产生的“小误会”：“羞――红了他的脸儿/血――催了他的心儿/他掉转头了/他拔步走了/他说，他不再来了!”生动细腻地描写了一个新教师面对学生“惊惊诧诧”的眼光的慌乱的心理。1922年他在台州浙江第六师范学校执教时，所写的散文诗《匆匆》，是他认真处世、反思之作。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已。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哲理的反省和诗意的自励，使这短短的散文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也是他在人间没有“白白走这一遭”的艺术留言。同年12月，他在台州又完成长诗《毁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首长诗。俞平伯在读《毁灭》这首长诗后指出：《毁灭》的作者“把一切的葛藤都斩断了，把宇宙人生之谜都拆穿了，他把那些殊途同归的人生哲学都给调和了。他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他不贵空想，只重行为;他承认无论怎样的伟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语一饮一食下功夫”。因此，“《毁灭》便是生长。《毁灭》这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该诗可谓是朱自清告别少年读书郎那种“缠缠绵绵”的情感、“渺茫如轻纱”的憧憬，力拒“迷迷恋恋”的蛊惑，树立起独立人格精神的诗意宣言。1923年暑假，他和好友俞平伯同游南京的秦淮河，返校温州十中后，他写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描写出富有诗情画意的秦淮河景色和“历史的重载”与“船里满载着”的“惆怅”。文中重点写了他遇到“难解的纠纷”：载歌妓的“七板子”上的伙计，跨到他坐的船上，拿着摊开的歌折，塞向他的手里，兜揽生意，要他点歌，他由“扭捏不安”“装出大方的样子”到“窘着再拒绝”。等伙计“不屑似的走了”后，“如释了重负一般的”他和俞平伯就开始了关于“道德律的压迫”的“自白”。后来“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细腻真切地叙写了一个不仅从精神上“毁灭”了“迷迷恋恋”的蛊惑，而且身体力行的有良知和道义感，且矛盾痛苦的自我形象。1924年2月他在温州十中任教，所作散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绿》，以神奇、丰富的想象和独特新颖的表现手法，抒发了他对艺术之美、自然之美的由衷喜爱。同年3月他在宁波第四中学任教，4月26日在《中国青年》第28期发表新诗《赠友》。诗中的“友”即邓中夏，该诗是朱自清在读了邓中夏的文章《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及过洞庭湖时所作的两首诗后，激动不已，感触很深的应和之作。他在诗中歌吟道：“你的手像火把，/你的眼像波涛，/你的言语如石头，/怎能使我忘记呢?//你飞渡洞庭湖，/你飞渡扬子江;/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地上是荆棘呀，/地上是狐兔呀，/地上是行尸呀;//你将为一把快刀，/披荆斩棘的快刀!/你将为一声狮子吼，/狐兔们披靡奔走!/你将为春雷一震，/让行尸们惊醒!……”诗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在“荆棘地”上建立“红色天国”而燃烧自己的中国的“丹柯”形象，在热情歌颂革命先驱的同时，诗人也表达了自愧――朱自清创作中最深邃的、剖析灵魂的东西，诗人唱道：“去年一个夏天大早我见着你：/你何其憔悴呢?/你的眼还涩着，/你的发太长了!/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薰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真诚地表达了景仰与自愧、自励交织的心情。该诗不仅内容和节奏都是和邓中夏的诗篇相应和，更重要的是从字里行间展现出诗人朱自清思想上新的高度，从惆怅到坚定，从毁旧到创新，他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这种升华来自朋友的熏陶和他自身善于择友。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时，与“书画传家二百年”的马家兄弟交结，写出散文精品《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和《绿》;与好友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写出不同风格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并同时在《东方杂志》21卷2号上发表，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在北大读书时，他参与中文系同学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教后又关注其在报纸上发表的诗文，生发了景仰之情，从而创作出与邓中夏诗相媲美的真诚感人而又大气磅礴的《赠友》诗。朱自清的创作应证了所谓“从你交的朋友，可看出你是什么人”的正确性。 　　震惊中外的“五卅”参案爆发后，朱自清悲愤难平，创作《血歌》，“他一改过去的诗风，以简短的句式排列，形成急促的节奏，如急雨，如战鼓，激励人们去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拼死的决斗。”自此以后，原想以文学为娱乐的朱自清，在血雨腥风的现实面前，手中的笔变为战斗的武器。几天后，他又写出《给死者》诗，以哀悼“五卅”死难烈士，激发民族的义愤。1926年3月18日，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已半年，这天他跟随清华学校队伍参加十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抗议大会，亲历段祺瑞执政府大屠杀，几天后，满腔义愤的朱自清写出《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以血的事实揭露军阀政府的罪行。最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认识的一个清华学校的学生韦杰三当场被枪击倒在地，后不幸在医院逝世。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散文《哀韦杰三君》，哀悼学生的不幸遇难。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朱自清的心灵深处，他感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带来的痛苦，他将此种思绪化为诗作《塑我自己的像》，诗中写道：“在我的儿时，/家里人教给我塑像;/……让我在一间小屋里，/塑起自己的像。”开始时，家里人要“我”塑一座天官像，而“我”却偷偷地塑起一座“将军”像、“思想者”像，但塑像一个“从梦里飞去”，一个“怎么也塑不成”，于是，“我”想“塑起一个‘寻路人’的像，“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但“我的像在塑以前已经碎了!但我还是看见它云雾中立着――/但我也只是看见，/它在云雾中立着!”诗作含蓄、深沉地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的理想一个个破灭后，仍执着追求而不能实现的痛苦。1927年“四一二”政变，使他“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朋友栗君劝他加入国民政府，他几经考虑，辞绝了。7月，他写了散文《荷塘月色》，文章通过对荷香月色细致生动的描写，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微妙而又高远超脱的心境。而1928年2月他所写的随笔《那里走》，是他由彷徨而想遁入书斋的苦闷之驱。他说：“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以国学为职业，可以逃避风险;以文学为娱乐，可以此“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不白活了一生”。但他这种对现实抱“暂时超脱”的态度，导致他“对当前文艺运动都不介入，生活圈子又极小，游离于主流之外，以至于渐渐感到心灵之水有点枯窘了。”1931年3月，他所作散文《论无话可说》(后收入散文集《你我》)可谓是此心情的真实写照。他痛切地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审视自己十年来的文学生活，朱自清对当前的自己进行了剖析、苛责，他觉得自己有愧于“这个大时代”，没有“自己的话”要说。他说：“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为一家衣食，在庸庸碌碌的生活浊流里挣扎，所作出的痛楚的反省;是他经过多年辛劳生活的煎熬，所“蒸馏”出来的对人生、对文学的彻悟。难怪朱自清在《〈你我〉自序》中说，散文集《你我》中“作者最中意的”就是这篇《论无话可说》。1931年8月朱自清曾一度休假，留学英国，漫游欧洲，1932年7月返国。他历欧数国写成散文，陆续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后结集为《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以游记的方式与青年学生交流，做实实在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

　　标志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变化的，是闻一多遇刺后他所写的《悼一多》，这是他搁笔20多年后写的第一首白话诗。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发生在身边的血案，让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他一改以往“超然的温和”和“中年人的稳健”，压抑的激情和满腔的悲愤化为燃烧着爱与恨的诗句：“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历经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涅”，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朱自清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他在《新生报》上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他的思想已结束中间状态，向“政治社会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认为杂文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写出大量的杂文，如《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论书生的酸气》《论不满现状》《论气节》等。他向鲁迅学习，以杂文为利器，严肃地观察社会，冷静地分析现实的矛盾，眼光已从个人的小天地，扩大到民生国计。他从书斋里的一个超脱的学者，成为走“向民间去”的进步作家;从以国学为“一种职业”的教授，成为融爱好与职业一体的作家教授;临终前他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的签名，用行动谱写了最后的令人钦敬的爱国之歌和新中国诞生前夕震撼人心的、悲壮的教授之歌。

　　三、从偏重旧文学研究，到新旧文学研究双管齐下

　　1932年7月朱自清从欧洲回国，这段在国外一年的生活经历，对他思想的开阔和学术水平的提升都有作用。回国后他被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1930年杨振声离校，朱自清代中国文学系系主任。1931年朱自清出国休假期间由刘文典代理)。自此，朱自清主持系务长达十六年之久，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而具体到他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则可谓是新旧文学研究双管齐下。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所采用的方针，基本上和前任主任杨振声一致，即“用新观点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杨振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时，对朱自清很是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朱自清商量。基于过去各大学中文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外新潮隔绝，他们决定，中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合。这也是朱自清在1923年为温州十中所写的校歌中所倡导的“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思想一脉相承的。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这个教学方针鲜明地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是为了创新的教学理念，也是大学教育中的一种革新。协同杨振声主任制定了中文系的教学方针后，朱自清带头实践，开了“歌谣”和“中国新文学研究”两门新课。王瑶谈到“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及其《纲要》时说：“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朱先生开设此课后，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燕京、师大两校也由于同学的要求，请他兼课……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朱先生的《纲要》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它显示着前驱者开拓的足迹”可以说，他所开的两门新课，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中尊古的旧格局，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人曾说，朱自清与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闻是唐诗的现代传人，朱是宋诗的现代传人。由此看来，朱自清应既是宋诗、同时还是新文学的现代传人。 　　朱自清正式担任系主任后，在迎新大会上报告了他的旅欧之行，着重介绍了英国的读诗会和名人住宅以及游逛加尔东尼市场的情况，将“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落实到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朱自清本学期“主要讲授《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努力从事国学的钻研。”从他所开的课来看，他确实做到了古今贯通，不仅从事国学教学，同时还进行新文学教学;不仅尽力传承古代优秀的文学，还着力于建设新的文学。

　　这种将“研究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紧密结合的方针，还体现在朱自清的学术研究中，旧文学研究方面，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论著有《经典常谈》(文光书店1946年5月出版)，这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这部著作与以往文学史籍研究的著作不同，以往的文学史籍以作家为主分条叙述和以文体分篇标目，他打破这种旧的体制，在对文体叙事中注意文体历代的发展变化。他认为古典文学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他将文学史的研究置于流动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所以，他在论述文学现象时，强调作品的时代特色及其社会的联系，从而对作品作出中肯的评价。这部著作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新文学研究方面，朱自清不仅对五四以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白话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也对他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当前文学进行评论。朱自清所编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一部珍贵的资料。王瑶评论说：“当时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历了它的倡导和开创的时期，各种文学体裁都出现了许多作者和作品，赢得了读者的爱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一阶段的历程作过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没有人在大学讲坛上开过这类性质的课程。……因此朱先生的《纲要》可以说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

　　除了对新诗作“史”的研究，朱自清还积极地投入对新诗的评论及对当前文学的批评。朱自清在生活艰辛、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努力读书，勤奋笔耕，撰写出《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12月出版)，书中对抗战诗歌进行了满腔热情的评论。他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在《抗战与诗》里，对新诗散文化的趋势进行了肯定，认为散文化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他还对闻一多、艾青、臧克家、老舍等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评价。在《爱国诗》一文中，他鼓励诗人多写爱国诗篇。他特别推崇闻一多，认为他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他还致力于当前文学创作的研究，他读了卞之琳、穆时英、张天翼等的作品，写出评论，作出细致的分析。他还对茅盾、施蛰存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的手法深入细致，远远超过了茅盾。他特别赏识《蚀》和《子夜》，认为真能表现时代的是这两部作品。”他还和学生“大谈茅盾的《子夜》，对这部长篇推崇备至，说不论取材、思想到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著，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1945年他写了《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对茅盾25年来为新文学所作的贡献，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不仅为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批评做了大量工作，还进行了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研究。早在他在温州十中任教时，就和俞平伯讨论过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他写了论文《文艺的真实性》，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追求艺术的“个性”，呼吁“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这种文学见解，“反映了朱自清当时的美学思想，决定了他此后的创作倾向和基调，这篇文章不啻为他的文艺创作的宣言书。”《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8月出版)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他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等四个方面的诗论作了研究，理清其发展变化的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他作的诗论《诗的趋势》，指出现代诗的趋势在于“不爱‘晦涩’，不迷恋文字和技巧，而要求无修饰的平淡的实在感，要求明确的直截的诗。”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集《论雅俗共赏》(1948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研究，不是躲进象牙塔中的闭门造车，而是十分关注时代，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针对当时杨振声发表在1946年10月13日《大公报》上的文章《我们打开一条生路》，朱自清在《新生报》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与之展开讨论。他在文章中说知识分子“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可见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朱自清的学术研究视野中，还有他一直关心着的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他出版了《语文零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还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叶圣陶如是说。

　　终身从教而又难舍文学的朱自清，用他五十年的人生轨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远去的但永不会消失的“背影”，讲台上的朱自清，至今仍是教师的楷模。

　　参考资料：

　　1.张守常《最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

　　2.魏金枝《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文讯》第九卷第三期。

　　3.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朱自清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5.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散文卷一：小品与随笔》。

　　6.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