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清贫史

朱自清的清贫史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