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之瑕疵优美散文

朱自清散文之瑕疵优美散文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生于1898年，逝世于1948年，他的作品集共有二十六部，约一百九十万字，其中以散文成就最高。几十年来，朱自清的散文始终享誉不衰，只要提到现代散文必提朱自清，所有现代散文选集也必选朱自清。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甚至编入中学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范文。面对评论家的诸多赞美，朱自清已完全笼罩在大师的光环下。但是，做为现代人的我们，对任何事都不应该受某种光环的影响，在学习朱自清散文优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其中的不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文学语言，上海师范大学的刘叔成在《文艺学概论》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的要求：准确、鲜明、生动。这是每一位作家都力求达到的。我国古代的大作家、大文豪无不在语言上下苦功夫，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等等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作家们锤炼语言的自白。朱自清作为一位散文大家，在这方面却做得很不好。例如《荷塘月色》里的句子“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们都知道蝉半夜一般不叫，要叫也是一两只，而且半夜蝉声听来总是让人惊心的，朱自清用“热闹”来形容蛙声尚可，用来形容半夜那一两只孤单的、惊心的蝉声就不妥了，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不符合人们的主观感受。这样的错误一般都出现在小学，朱自清大师却出现在成名之后，令人不可理解。再如《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的几句“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颇象荒江野渡光景……天是蓝的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象是美丽的贝壳一般。”这三段文字都是写夜晚的天空，但写的都不准确，甚至可以说不符合客观事实。夜晚的天空是蓝色的，但绝不是蔚蓝，蔚蓝从来就是形容白天晴朗天空的。当然，夜晚的天空也不会蓝得可爱，“可爱”一词带有明亮、活泼的感情色彩，如果用来形容星空尚可，用它形容夜晚天空的墨蓝，就有些用词不准确。还有晚上的云，我们都有体会，只有月亮非常明亮，而且云要靠近月亮，或者挡住月亮，才会有明亮感，而朱自清写的月是“淡淡的月”云是“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我不禁佩服朱自清的眼力，在夜晚不但能看到“蔚蓝”的、“蓝得可爱”的天空，而且能看到远处“亮得现出异彩”的云。

　　好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一定是层次分明，前后呼应，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但是朱自清的有些散文总感觉前后矛盾。例如朱自清的《白采》中的`描写，该文前四段介绍了白采的为人以及和作者的书信交往，但未写白采和作者的会面。第四段末尾说到了白采的死，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惋惜和愧疚。第五段开头便是：“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根据前文，再看这句，很自然的理解就是“我和平伯”都不曾见过活着的白采。可是第五段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而且还“只匆匆一谈”，读到这里不禁使人迷惑，前后文竟然自相矛盾！仔细分析，才会发觉，错误是在“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这句中少了一个时间限定词，造成了前后文的矛盾。再如《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的第四段“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大异了……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浆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这段文字开头已是大中桥外的景色，而且下了船，就该是已经出了大中桥，怎么后文又是“我们出了大中桥”呢？仔细思考，总觉不妥。其实这里是层次顺序没安排好，如果把“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放到“我们下船后”前面，我想文章的层次顺序就会一目了然，再不会出现前面的矛盾和曲解了。

　　在白话文刚刚兴起的二三十年代，句法僵硬、累赘，修辞过重、做作，是那个年代的通病，在当代人看来朱自清的文章中到处是“别扭”的句子，如“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荷塘月色》）；“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爱唱沙软而重的眠歌的乳母”（《〈忆〉拔》）等等，象这样的句子，非常繁琐、困人，所以当代文人都尽力避免这种句法。对此许多学者、文学家都有过评价，如台湾大学的余光中说“一连串三四个形容词，漫无秩序地堆在一个名词上面，句法僵硬，节奏刻板，是早期新文学造句的一大毛病。福罗贝尔所云‘形容词乃名同之死敌’，值得一切作家玩味。除了三五位真有自觉的高手之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不免这种缺陷。朱自清也欠缺这种自觉。”，叶圣陶在《朱佩弦先生》中也说“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

　　在朱自清的散文中，大部分都有“我”的形象，而这个“我”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朱自清自己，那么“我”是怎样一个形象呢？我们不妨先以《关于“月夜蝉声”》来分析。这篇文章的大盖内容是这样：陈少白先生给朱自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蝉在夜晚不叫，《荷塘月色》中的蝉声有误。为此，朱自清请教了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找到了记载夜晚蝉叫的文字。可朱自清给陈先生回信却说自己记错了，蝉在夜晚不叫，自己请教的昆虫学家也说蝉在夜晚不叫，《荷塘月色》那一晚，自己没听到蝉叫，并许诺以后再版时，要删掉月夜蝉声的句子。几年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月夜蝉声的问题，并引用了朱自清的回信。这期间，朱自清又有了两次听到月夜蝉声的经历。又过了些年，朱自清写了该文，推翻自己前几年的那封信，说蝉在夜晚叫，《荷塘月色》那晚听到了蝉声。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的如此反复，如此不坚持真理。如果朱自清那晚听到了蝉声，就不该有那样的信，如果没听到，就不该有该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朱自清那晚确实听到了蝉声，而且事后还写了文章，但朱自清为什么要违背自己亲耳听到的事实，违背昆虫学家的原意而写那样的信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不惜用谎言去搪塞、敷衍陈少白先生，省得陈先生再没完没了的多事。可陈少白先生还真多事，偏偏引用自己的信去讨论问题，朱自清不得已才写《关于“月夜蝉声”》为自己辩解。另外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不能证实的疑点：一是朱自清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听到，朱自清都有三次听到的经验，按概率这“好几个人”怎么也应有一两个人，听到一两次吧。二是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半夜蝉鸣的记载，如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唐代李洞 “梦入连涛郡，书来积雪营。泪随边雁堕，魂逐夜蝉惊。”等等，朱自清是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应该知道的更多吧。当然，也许是朱自清没问对人和学业不扎实。但《关于“月夜蝉声”》中却无一字就那封信的错误而自我批评，只在第四段为晚写了几年该文而说了一句“一懒就懒了这些年，真是对不住陈先生和一些读者。”，然后就开始教育公众如何观察之难，如何不能以经验推论一些真理。朱自清好文笔呀，说到自己的错误时只说是个“有趣的例子”，在给自己辩解时说“于是自己的经验，认为是记忆错误；专家的记录，认为也许例外。”，在夜晚听到惊心的、不经常叫的蝉声，而且事后还做了记录，请问还能“记忆错误”吗？，既然有例外，自己就不能遇到例外吗？况且有过三次经验！由此可见，这篇文章也是不惜用谎言去搪塞、敷衍关心和喜爱他的读者！文章中这种形象的“我”，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在《关于“月夜蝉声”》中，“我”的形象很不好，那么在其它文章中“我”又是怎样的呢？再以《白采》一文来分析。《白采》中提到两个人，一是白采，一是李芳，李芳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将自己的诗文集交给老师做删改，并嘱他做序，朱自清答应了，可李芳等了半年就突然病逝，死时他还未开始给李芳工作。白采本来和朱自清不相识，但他为李芳的事看不顺眼，就给朱自清写了封信，催他设法将李芳的诗文集出版，并在自己的小说中讥讽了他，没想到却因此认识了朱自清，交了朋友，于是，白采就把讥讽他的话做了删改。朱自清说要给白采的诗写篇评论，白采很高兴地盼望着他的文字，还常常提及此事，但朱自清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三年后听到白采的死，才“刚刚写了一页”！朱自清如此对待朋友并不仅仅是李芳和白采，还有《怀魏握青君》中的魏握青，他和朱自清是好友，魏握青要出国留学，在走前要朱自清作些文字送他，朱自清答应了，而且是“一定做”，结果是两年后作了这篇文章。在这两年中魏握青来了两封信，可朱自清只字未复。当然，他起李芳和白采来要幸福得许多，最起码还没“等”到死。从《关于“月夜蝉声”》到《白采》到《怀魏握青君》，这虽然仅仅是他自己的三篇文字，但我们仍可以看出朱自清是一个从不把诺言当事的人，对朋友能拖就拖，敷衍了事的人。这几篇文章只不过提到几个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又有多少个没有记载的白采、李芳和魏握青呢？又有多少个没有实现或没有来不及实现的诺言呢？1932年11月朱自清代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两次上门邀请鲁迅到清华讲演，鲁迅均谢绝，却到其他五所大学做了演讲，不知是朱自清办事不力还是鲁迅“慧眼识人”。

　　前文所论不过是笔者个人见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有些问题是原则性的，一旦为公众认可，便不能再任意改动。而朱自清却在《雅俗共赏》一文中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请看该文中的这一句：“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这句话中，中唐时期和安史之乱的关系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中唐时期包含比安史之乱，我想这是作者的原意；第二种是中唐时期比安史之乱还要早，这种解释有些牵强；但是，不管那种解释都是错误的。所谓“中唐时期”是文学史上唐诗的分期，历史学上并无此分期，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是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辩。序》里的分期，他把唐诗分为“四大家”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唐的起止时间是公元766年至公元836年，而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就是说安史之乱是在中唐时期之前，正好是盛唐时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历史侃侃而谈，各种历史名词，历史典故满篇皆是，对一字一词考据的细致之极，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精深的研究，却出现了这样大的漏洞，几乎使我不敢相信，我宁愿相信中唐时期是盛唐时期的笔误。但这篇文章刊行多年，朱自清未曾更改，只能说明不是笔误，而是糊涂。我不禁为朱自清感到脸红。朱自清糊涂，做为现代人的我们更糊涂，竟然把此文一版再版，对这样一个大漏洞熟视无睹，我们将怎样去教育后代为学要严谨认真呢？

　　清华大学校园里有“荷塘月色亭”、有“朱自清亭”、有朱先生的大理石雕像，作为对先辈的怀念，无可厚非，但决不能盲目崇拜。朱自清的散文作品，在白话文刚刚兴起的二三十年代，确实称得上精品，在白话文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作品就显得逊色许多，正如清代的一流的诗人，放到唐宋年间就只能算二流诗人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他，朱自清仍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做为我们的前辈，他的作品对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为作家，他的一些作品至今仍能被我们所接受，所学习。有人说作家的重要性有“历史的”和“艺术的”两种，我想朱自清做为一位前辈作家，他对历史的贡献比艺术的贡献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