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书记》文言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书记》文言文及翻译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才也。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美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占者，觇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为签。签者，纤密者也。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

　　赞曰∶

　　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

　　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翻译

　　《书记》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五篇，文体论的最后一篇。本篇除对书牍和笺记做了重点论述外，还对各种政务中运用的杂文，共六类二十四种，都做了简要说明。刘勰认为：“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这种鄙俗的民间谚语，尚为古代圣贤所重视，并采用于经书之中，则其他文辞，“岂可忽哉”！这也是刘勰要全面论述各种杂文的说明。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书牍，说明书的含义、起源、魏晋以前书信的写作和运用情况，最后论书信写作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论奏记和奏笺。刘勰认为对三公用奏记，对郡守用奏笺，这是就其大致情况而言。奏记和奏笺的区别，在当时并不是很严格的。笺记与书表也颇相近，刘勰在这部分的最后，简要说明了它们的异同。第三部分论二十四种杂文。主要是逐条解说各种名称的含义，偶举具体作品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这些文辞于己于国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视。

　　本篇以书信为重点，其中评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在文学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仅《与山巨源绝交书》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离经叛道之论，刘勰仍评以“志高而文伟”；杨恽的《报会宗书》，更是作者横遭腰斩之祸的主要罪证，刘勰也称赞它是“志气盘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论各种杂文，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其中对民间谚语也有一定肯定，认为圣贤不废，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张书信要“散郁陶，托风采”；所有书记的写作，都是“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所以，披沙简金，其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的。

　　（一）

　　大舜曾说：“书写以记载过错。”因为书是用以记载时事的。凡是古代圣贤的言辞，都总称为书；书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记言的。扬雄就说：“言，是人的内心发出的声音；书，则是表达心思的符号。发出声音，写成文字，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书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辞舒展散布开，写在简板之上，就成了书；《周易·系辞》用《夬卦》来象征书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确断决为贵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务不多，书面的文件也很少应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聘问频繁，持书往来的使者很多：如秦国大夫绕朝赠策书给晋国大夫士会，郑国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给晋国大夫赵盾，楚国的屈巫从晋国送信给楚公子侧，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的士匄。仔细读这四封书信，其辞就像在相对面谈。又如滕文公死后，鲁国大夫叔弓为使者到滕国送弔书。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外交使节，大都已经携带书面文件了。到战国时的献书，多用奇丽的文字组成。汉以后的书札，文辞气度纷纭复杂。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写得志气宏大，各有异采；都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间荡漾着方寸之心。到东汉时期的书记，则以崔瑗写得最好。三国时的阮瑀，曹丕称其“书记翩翩”；魏文帝搜集孔融的遗作，即使半片竹简也要收录；应璩爱好缀集时事，很注意书记的写作：但这已是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志气高大、文辞宏伟的作品了。西晋赵至的《与嵇茂齐书》，是年轻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于西汉陈遵，他口授下属作书，数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汉末祢衡代黄祖写信，该亲该疏，各得其当：这两位又是作书的才了。仔细总结书这种体制，本在于把话说透彻，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情，表达美好的言行；因此，应该条理畅达而放任志气，从容不迫而悦其胸怀。能够条理畅达和从容不迫，就有效地发挥相互赠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于尊贵有别，就须严肃地合于礼仪。战国以前，君臣上下都用书；到秦汉时期确立仪法，臣下对帝王开始用表奏；在诸侯王国中，也称“奏书”；如西汉张敞对胶东王太后的奏书，其意义是美好的。到了东汉，逐渐有了名位等级的不同：对三公上书称“奏记”，对郡守上书称“奏笺”。“记”是言志，就是对上表达自己的情志。“笺”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东汉崔寔给大将军梁冀的奏记，则是崇尚谦让的好作品了；黄香给江夏太守的奏笺，就是严肃恭敬的遗范了。汉末刘桢的笺记，写得华丽而有益于规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论及他的笺记，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抛开名称而看实质，刘桢的笺记更美于他的诗篇。三国时刘廙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所用比喻极为确切；陆机自辩其枉罪的表笺，说理周密而文辞巧妙：这可算是笺表的佳作了。查笺记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与书记相似；要像表奏那样恭敬，但没有畏惧的表示；可以像书札那样从简，但不能表现得傲慢无礼。用清丽的文笔以施展其才能，借光华的盛采以加强其感人的力量：这就是笺记的基本特点。

　　（三）

　　书记的内容十分广大，它包括各种各样的事体。笔札的名目更为繁杂，古今门类甚多。关于总领百姓事务的，则有谱、籍、簿、录；关于医药、历法和星象占卜的，则有方、术、占、试；关于申明法令和讲兵法的，则有律、令、法、制；关于朝廷和商业方面讲求凭信的，则有符、契、券、疏；关于各种官吏之间询问事情的，则有关、刺、解、牒；关于百姓表达情志的，则有状、列、辞、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内心出发来叙述事理，在笔札上写下言辞；虽然是各种文辞的下品，却是处理政事的要务。

　　所谓“谱”，就是普。编著世代相承的统系，必须完整普遍，汉代郑玄为《诗经》编的《诗谱》，就是取这个意思。

　　所谓“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劳力，要记在简板上；《左传》中所说“司晋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谓“簿”，就是圃。和各种草木分别种植于园圃一样，有关文案也是分类汇集在文簿里面。汉代的张汤、李广，都曾被官吏按簿问罪，就是为了辨别真伪。

　　所谓“录”，就是领。如记载古史的《世本》，就是编成简策，总的记录诸侯大夫的户籍，所以叫做“录”。

　　所谓“方”，就是隅。用医药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药的人也专精某个方面，所以称用药之术为“方”。

　　所谓“术”，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术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术》积聚了数学的精妙，所以称之为“术”。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是这方面的著作。

　　所谓“占”，就是觇。根据星辰的变化来占验往来升降的吉凶，要通过观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观台进行观察而书写云物气色的变化，所以叫做“占”。

　　所谓“式”，就是则。天地之间阴阳五行的消长盛衰，虽然变化无常，但考察其变化是有一定法则的。

　　所谓“律”，就是中。乐律由黄钟起调，五声都据以正音。用法律来治理百姓，根据周代所制八法就能处理公平。用“律”这个名称，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谓“令”，就是命。发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从天而降。管仲说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顺从。

　　所谓“法”，就是象。军事上的谋略没有一定，但战术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称之为“法”。

　　所谓“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贯彻执行，犹如工匠依照规矩制造器具。

　　所谓“符”，就是孚。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虚伪，就依靠出自内心的诚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汉代用铜虎和竹箭代替，魏晋以后从简，就改用书翰了。

　　所谓“契”，就是结。上古时期的人很质朴，以结绳为契约；至今羌人胡人验数，以及商贩记钱的办法，大概就是古代结绳为契的遗风吧。

　　所谓“券”，就是束。明确的约束，是为了防止虚伪。剖开约券上的文字各执一半，所以周代称为“判书”。古代还有丹书铁券，用以确保信誓。汉代王褒的《僮约》，可说是约券的楷模了。

　　所谓“疏”，就是布。布置陈列事物，只是摘要写明其大意，所以对短小的字据叫做“疏”。

　　所谓“关”，就是闭。进出都要经过门，关闭就必须慎重。各种事务决定于当时的政局，政局的顺利或阻塞是应该详细了解的。《韩非子》中曾说：“公孙亶回虽然是圣明之相，却起于地方官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刺”，就是达。《诗经》的作者写诗以讽刺统治者，《周礼》中说断狱要向三种人逐一询问。这种依次到达的方式，就像用针的刺通到底。

　　所谓“解”，就是释。解释凝结积滞的问题，证验有关之事加以核对。

　　所谓“牒”，就是叶。用短小的竹简编成碟，就像树枝上的树叶；汉代路温舒截断蒲叶编成牒，就是这种事例。议论政事尚未作出决定，便用简短的牒文相商议。牒文中更为细密的一种叫做“签”。所谓“签”，就是细密的意思。

　　所谓“状”，就是貌：描述其本原，采取其事实。古代贤人死后，要给他追赠谥号，同时写一篇死者生平事迹的行状，这是较重要的一种状文。

　　所谓“列”，就是陈。把有关内容一一列举陈述出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所谓“辞”，就是口头上的言辞，由自己转达给他人。《左传》中说，郑国于产善于言辞，诸侯都全靠它，可见言辞是不可没有的。

　　所谓“谚”，就是直质的话。丧弔父母的话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辞也叫“谚”。民间的谚语，也是有实无华的。春秋时邹穆公说的“口袋虽漏仍在其中”，就是这类话了。《尚书·牧誓》中说，“古人有言，母鸡不司晨。”《诗经·大雅》说：“人亦有言，因忧而老。”这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谚语，《诗经》、《尚书》所引用过的。至于陈琳在《谏何进召外兵》中说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俪”等，都是引用民间俗语写成的。文辞的鄙俗，没有超过谚语的了，可是古代圣贤在《诗经》、《尚书》中，也采为言谈，何况不如谚语鄙俗的种种书记，岂能忽视呢！

　　上述六类各四条，都包括在书记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质朴之辞，有的则杂以文采。应根据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体制，而以精当简要为贵。意思缺少一字就会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个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这都是各级官吏必须实行的，而为追求浮华藻饰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气虽为巨著之冠，却常常疏于书札小文，这就如善于相马的九方堙，虽能识别千里骏马，却不能辨别马的毛色和雌雄。文辞不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个国家的光彩；因此，文坛之土，应该考虑从事实务。

　　（四）

　　总之，文章的各种支流，都容纳在笔札之中。有的要驰骋文采，有的则运用朴质。优秀的书札使作者声名显扬于万古，影响很快就传遍千里。众多纷杂的政务，就靠书记得以明察。